程映虹：美国革命合法性来源 无代表权需纳税即暴政

时间：2010-12-17 作者：程映虹

作者系美国南依利诺大学历史系教师

在我记忆所及，美国学生几乎没有人以“独立”“革命”“主权”这些大话开头，更没有“历史潮流”。说来说去就是这个税那个税。实在逼急了，他们才会说，“没有代表权却要纳税就是暴政”。

美国革命前的这个宪制争议，实际上是美国革命之合法性的最终根源。

北美殖民地为什么要求独立？记得多年前在国内时无论是学还是教世界史，都有一大套理论，无非是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具体到北美当时的情况，这三大时代潮流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对英国强加给北美的各种新税收(印花税，糖税，茶税等等)的不满。换句话说，那些税收不过是一个更深更大的历史矛盾的具体表现，如果没有那些税收，这个历史矛盾也会以其他形式反映出来。

但是如果你问美国学生这个问题，我敢保证十个中有九个会毫不迟疑直截了当地说“税太多”。当我开始和美国学生打交道时，我期待的是上面那个更高屋建瓴的回答。在我的下意识中，这样的回答不但表示你有理论思维，而且作为美国人，这样回答才显示出美国革命伟大的世界历史性意义。正像当时如果美国人问我，中国1949年的革命是怎么回事，我会从鸦片战争说起，向他解释半封建半殖民地是怎么回事，再从“五四运动”一路说下来，告诉他们中国人民是如何苦难深重，所以非革命不可，而且为世界被压迫人民树立了榜样。从中不但看出中国革命是必然的，而且在世界历史上是了不起的。

但在这一点上美国学生似乎就是让人失望。在我记忆所及，几乎没有人以“独立”“革命”“主权”这些大话开头，更没有“历史潮流”之类。说来说去就是这个税那个税，琐碎得让人心焦。实在逼急了，他们才冒出一句听上去深奥一点的引文，叫“没有代表权就不纳税”。再逼一逼，有些人会说，“没有代表权却要纳税就是暴政”。

这就是了。问了半天才把“革命”引出来，因为有“暴政”在这里，总算和“有压迫就有反抗”联系上了。但为什么美国学生不从一开始就建立一个“经济剥削”的框架，然后把“税太多”放在这个“压迫引起革命”的框架中去分析，而是把“代表权”看作是更深的根源呢？

原来，美国人其实认为纳税并不错，哪怕多交一点，哪怕交了以后政府有滥用，这些都是难免的，不一定构成革命的理由。真正有问题的不是多交了一点税，而是在决定征税这件事上人民没有参与权，而人民没有参与权，是因为人民没有他们选出的代表在国会中参与征税问题的讨论和投票。因此，即使税是合理的，只要征税的决定过程没有经过选民哪怕是间接的同意，那就是非法的。

北美人民的这个“没有代表权就不纳税”的观念并不是他们自己发明的，而是从英国人那里学来的。英国人本来也基本遵守这个规矩，17世纪下半期英国之所以发生革命，就是因为国王随意征税。而革命后君主立宪取代君主专制，其重要制度之一就是把征税权交给国会下院，而下院议员基本上是由各选区选出的。因此，民主制度和征税就联系上了。

但问题是北美作为殖民地在英国国会下院中并没有代表，而北美殖民地的治理又主要是由殖民地当地选出的地方议会来进行的，并没有耗费英国政府的财政。英国政府对这个情况本来是心中有数的，所以在1756年以前没有在北美以帝国名义征收谈得上是负担的税收。殖民地如果要征税，由各殖民地的议会决定，用于本殖民地的开销。英国在殖民地主要的收入来源是控制北美的进出口贸易，规定北美的进出口都只能通过英国港口，英国从中收取关税。北美殖民地人民对此当然不满，但英国的理由是，这笔钱是用来保护殖民地对抗外部殖民强权(主要是法国和西班牙)的，这是站得住的。此外，北美殖民地也还可以通过走私偷税，所以双方相安无事。

但从1756到1763年，英国和法国打了著名的“七年战争”，主要战场在印度和北美。战争的结果是英国取胜，建立了海上霸权，开始了所谓英帝国。但战争也掏空了英国的财政，所以战后英国就打破了规矩，以英国国会通过法案的形式在北美大额征税。在英国看来，“七年战争”保护了北美殖民地的海上商业，极大地扩展了殖民地的领土，北美臣民多付一点税又算什么。但北美人民说，他们也参与了战争，为英国作了贡献，因此不仅仅是受惠者；更重要的是，他们说自己和英国本土居民不一样，他们在英国国会中没有代表，而英帝国的征税权就在英国国会下院由选民选出的代表手中，所以根据英国法律，他们没有对英国纳税的义务。殖民地人民只对本殖民地有纳税义务，这个纳税决定是殖民地议会做出的，而殖民地议会又是各殖民地人民选出的。

那么对于这个根据英国法律提出来的“没有代表权就不纳税”的挑战，英国是怎么回答的呢？英国的回答是“virtualrepresentation”。意思是说，殖民地人民不一定非要有自己选出来的代表在英国下院参与讨论和投票，大英帝国本土选出的议员已经把他们的利益和愿望给代表了。“virtual”的意思就是“实际上”，或者“可以说”。

可以想象得到的是，殖民地人民拒绝了这个虚无缥缈的“被代表”的荣耀。他们用更朴实的英文指出了民主的程序和技术问题：他们说他们要的是“actualrepresentation”，即所谓“名符其实”的代表——由殖民地人民直接选出、坐在议会里参与讨论和投票的代表。

美国革命前的这个宪制争议，实际上是美国革命之合法性的最终根源。当时北美人民并不像中国历史教科书上说的那样，对大英帝国有深仇大恨，一定要独立不可。相反，他们不想独立。他们的生存依赖国际贸易，但在一个列强环伺的世界上，他们连一艘炮艇都没有，一向就是英国保护了他们。他们想继续依赖世界头号海上强国，更不用说文化上那种无法割断的联系和尊敬：殖民地的整个精英在英帝国面前都把自己视为乡下人。很多美国国父对大英帝国都感情深厚，富兰克林长驻英国，一直到最后关头都试图力挽狂澜，避免殖民地和宗主国刀兵相见(这样的人，要是在中国文化下，独立后恐怕会死无葬身之地)。但无论什么感情和现实的考虑，放在“virtualrepresentation”和“actualrepresentation”这个宪制争议面前都失去了份量。殖民地人民知道，如果接受“virtualrepresentation”，放弃“actualrepresentation”，那就意味着伦敦从此可以越过自己选出的殖民地议会为所欲为。尽管和世界其他地方相比，这种为所欲为很可能并不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暴政，而不过更像一个专制的父皇。

今天看来，当年英国国会的语言实在贫乏，想象力实在可怜。北美殖民地的代表权何等重要，但伦敦竟然只想得出“实际上”和“可以说”这样含含糊糊的话，轻而易举地就把话语权拱手交给了“名符其实”的代表说。

它怎么不说自己代表了北美人民的根本利益——可不是吗，没有我大英帝国，哪有你北美殖民地？离开了我，谁又来保护你？

它怎么不提自己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君不见，工业革命不正在我英伦三岛蓬蓬勃勃地开展？

它为什么不讲自己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文化——牛顿这些大科学家不用说了，就连你北美乡下佬奉若神明的那些民主和权利观念，不也是拾我的牙慧？

如果伦敦这么说了，历史会如何演变呢？这个问题听上去假定成分太大，但我们起码可以推测，世界上通行的那些和政府合法性有关的概念、术语、思维和逻辑，一定会比现在混乱得多。

来源:财新网-中国改革

萧瀚：战争与无代表不纳税

萧瀚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3年04月09日

上月在华盛顿参观国会大厦那段时间，正逢法国政府宣称放弃向年收入百万欧元以上者征收最高75%的收入税计划。很难想象哪个美国议员敢提这样的重税议案，倒是法国在政治上的无厘头浪漫海棠依旧。

法国这一征税闹剧不禁让人联想到224年前法国那场劫难的起因。除了原本就庞大的开支，国王路易十六还有个爱花钱的绝世美女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这使得皇室财政捉襟见肘，为了征税，路易十六召开三级会议，欲与第三等级联合，让贵族们放弃特权承担应尽的纳税义务，同时国王也放弃了自己的诸多世袭权力，而国王的仁慈之举却激发了人民更为急切冲出囚笼的愤怒与仇恨情绪，于是一场搅动全法国甚至整个欧洲的惨剧拉开了序幕。

无论中西古今，政府和人民之间为之纷争不已甚至大打出手的“钱”，就是“税”。官府征税的总额度过高而使底层人民难以生存，古代中国农民忍无可忍时会为此造反，而在西方历史上，与税率问题相比，谁有资格征税、征税何为、如何征税等这些程序性的问题更为根本，这种为征税权纠纷而战的政治战争史，是中国人还十分陌生的历史。某种程度上说，征税权战争开现代宪政制度之先河。

征税权，就是征税的权力来源，在现代是民选政府中的议会，因为它代表选民，只有选民才有权力决定是否将自己的钱分一部分交给政府做公共开支，只有经过选民选举的代表才有资格代表选民办理这些事，只有代表们才有权力按照选民的意见去讨论决定税率、税种、税额、征收方式等问题，只有通过议会立法的法律成立的合法行政部门才能执行这些税收法律。这些权力在其行使过程中以及之后，也都还要受舆论与司法的监督与审查，如此才最终确定其一系列权源的合法性与行使的正当性。

如果不是将征税权问题上溯到最早的古希腊、罗马，也不是将1215年的大宪章事件归因于此——限制国王的权力不可能与此无关，至少1640年开启的英国内战已经是一场典型的征税权战争。

1625年，查理一世继承英国王位后，因议会抵制他肆意征税而动辄解散议会，他的独裁统治激发了严重的社会矛盾，从而引起反抗。1640年，为了筹集军费镇压反抗，查理一世不得不恢复已经关闭了整整11年的议会，议会以《大抗议书》抨击查理一世的暴政，并试图限制王权、取消国王专卖权、监督行政。查理一世不但没有接受议会抗议，还于1642年挑起内战，组织王军攻打议会军，经过一系列战役，王军败绩，1649年，查理一世被以叛国罪送上断头台。

查理一世在其11年关闭议会期间，由于不需要大笔费用，因而借助卖官鬻爵的专卖权就能过日子，直到他要花大笔钱镇压反抗时才不得不再次恢复议会，然而议会掌管着国王的钱袋，查理一世不镇压反抗是死路一条，开启议会同样是死路一条，除非他接受议会对他权力的限制。

沿着这条英国式道路再走135年，就走到了美国独立战争，这一次，依然是因为征税权的合法性问题引起战争，被阿克顿勋爵戏谑而惆怅地称为“三便士税收打碎了英帝国”。1765年，英国颁布法案征收殖民地的印花税，遭到北美坚决抵制，最终英国议会只能废除此条例；1767年英国议会再颁《汤森税法》，遭到麻省等殖民地重申“无代表不纳税”原则严厉抵制，英国议会因此再次废除此税法；经过两次杯葛，作为宗主国的英国与北美殖民地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决裂态势。1770年英国驻军枪杀殖民地居民的“波士顿惨案”引发了年底的“波士顿倾茶事件”，而英国当局还火上浇油，颁布5项“不可容忍法案”，最终使得双方走向战争，从1775年到1783年，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战斗，北美13州殖民地赢得了独立。

与上述英国1640年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美国独立战争相比，中国历代农民战争的起因通常虽然也是官府的沉重剥削，但并没有任何一场农民战争触及过征税权的合法性问题。农民领袖们谴责官府的横征暴敛，但仅限于征敛过度，而不及于征敛的资格、权力的来源，反过来说，如果官府没有横暴到让人普遍地忍无可忍，人民会允许他们继续奴役自己——就像现在的中国，印证了鲁迅先生所谓中国历史只有两个时代的论断：“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因此农民的反抗往往也只局限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等贵贱，均贫富”、“迎闯王，不纳粮”等或取而代之或无税赋的理想化口号，所以农民战争的结果也就是照着以前的朝代重新画个瓢。

与这种对待财产的态度相关的，是人格平等抑或等级制的观念问题，而这一观念的分野最终促成政府存在的理由的差异。英国自13世纪初的大宪章之后，逐步确立了严格保护财产权的观念，这一观念使得英国王权无论多么强大，总是会受到负责征税的议会的限制，尤其在其历史长河中，司法权逐渐分离独立出来，更使得代表行政权的国王受到有效掣肘，难以肆意征敛税赋，查理一世的下场可谓最简单明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简而言之，在英国，政府存在的理由并不是他们人民的主子，可以有资格随意搜刮民财，而在于包括王室在内的政府是人民的庇护者，因此同样要接受法律的约束。这就是丘吉尔在《英语国家史略》中说的“宪章从头至尾给人一种暗示：这个文件是个法律，它居于国王之上，连国王也不得违反。大宪章的伟大成就，是它在普通的宪章中体现并重申了这项崇高的法律。”征税权是否合法成为一个问题，成为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而不是是国王就可以随便征税，不但成为英国本土的原则——它取决于下议院，也成为后来北美殖民地脱离英国的理由：无代表不纳税。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里曾分析过英法两国政治道路逐渐分岔的原因，他说：“14世纪，‘无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这句格言在法国和在英国似乎同样牢固确定下来。人们经常提起这句话：违反它相当于实行暴政，恪守它相当于服从法律。……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民族的命运彼此分离，越来越不同。……我敢断言，自国王约翰被俘、查理六世疯癫而造成长期混乱、国民疲惫不堪之日起，国王便可以不经国民合作便确定普遍税则，而贵族只要自己享有免税权，就卑鄙地听凭国王向第三等级征税；从那一天起便种下了几乎全部弊病与祸害的根苗，它们折磨旧制度后期的生命并使它骤然死亡。”

托克维尔这一分析，显然有他捻熟的英美史背景，他其实指向权力的恣肆妄为问题：一个不受限制的权力是危险的，危险来自于它给其他人以及整个社会带来的危险。而真正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人民对政府权力的直接限制，将征税权控制在议会下议院手中，显然是一项非常好的宪政技巧，这被后来的美国联邦宪法吸纳。权力倾向于作恶，不受限制的权力绝对会作恶，但作恶需要经济支持，一旦钱袋被管制，能作的恶就有限，比如政府要派遣军队恐吓以奴役人民，但如果发不出军饷，军心就会不稳甚至崩解。

征税权是宪政制度最重要的基石之一，因为税收是政府开支的来源。政府本身不是生产性机构，而是服务性机构，但不限制它的权力，它就会变服务为损害，而限制它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它要花的每一分钱都有明确的来源和经过人民的同意，同时花完了还得接受舆论监督和独立的司法审查。

中共政权作为一个没有合法性的政权，并不仅仅在于它建政的过程是通过暴力而不是通过民选，更在于这64年来它从人民手中掠夺的巨额财富，没有一分钱是经过人民同意的——没有相应的代议制民选机构，即使有人甘愿给它送钱也没有合法渠道。为此，中共比谁都更明白征税权合法性问题对它意味着什么。

自古及今的愚民政策给了统治者以巨大的统治红利，征税权合法性问题被活埋便是其中之一。直到现在，别说非法律或宪法科班学人，就是一些因追求自由民主而成名的极著名学者教授都会在征税这个问题上翻船——为官府征税出谋划策，每年两会期间这样的言论尤其多如过江之鲫，与我前面引述的托克维尔那句话“14世纪，‘无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这句格言在法国和在英国似乎同样牢固确定下来。”形成了令人悲伤的鲜明对比。

任何权力都倾向于扩张，就像资本倾向于扩张一样天经地义，征税权也毫不例外。现代民主政治骨子里是种急功近利的媚俗政治（虽然与没有合法征税权就直接活抢的强盗相比性质不同），议会通过立法扩权，无限度的立法规模必然会裹挟着无数的征税法案，倘若没有民众殚精竭虑地警惕与抵制福利诱惑，手中的钱袋会很容易被政客们掏得越来越空。此次法国欲向富翁征收75%重税最终失败，说明法国明眼人还不少，即便如此，法国政府宣称的接受最高行政法院建议，劳动所得最高税率不得超过60%，纳税人收入最高税率不得超过66%，这样的税率依然过于夸张——有代表也不能无限纳税，不然会成为连反抗它都缺乏合法性的更可怕的铁笼专制。

“无代表不纳税”——这是欧洲人14世纪就能明白的道理，也是1766年查塔姆伯爵老威廉·皮特以前首相之尊在英国下议院公开发表演讲时支持北美殖民地的斩截之声，它甚至成为了十多年后亨利·帕特里克那句“不自由毋宁死”的先声。那些为了征税权而对强权发动战争的人民，也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控制征税权的宪政制度，只有中国，我们中国，才让人疑惑：听说过这句话、明白它含义的人到底有多少呢？

2013年4月2日於纽约

萧瀚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现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

人权观察，时评：中国在香港种下危机

2014年09月02日

Sophie Richardson

中国政府素有搬石砸脚的天赋：不论是在新疆压制宗教、文化和言论自由导致空前紧张，箝制有助治理的公民组织活动空间令其难以运作，或是监禁那些最具建设性的批评者，扼杀和平论辩促成进步的机会。

香港最近的发展正符合这种模式。8月31日，中国最高立法机构人大常委会下达决定：香港短期内将不会获得真正的民主，而且真正“爱港爱国”──但不爱中共──的人士将没有机会领导特区政府。

尽管这项政策将让所有香港合格选民终于可以在特首选举中投下一票，但却隐含一个圈套：港人只能投票给北京认可的候选人，而且候选人现在必须得到充满亲北京人士的提名委员会过半数支持。这些决定违背了北京对香港的普选承诺，即使它白纸黑字写在特区小宪法《基本法》当中。

自从1997年英国归还主权，北京对香港的基本期望不外乎使它保持政治上沉默、经济上活跃。北京自知必须忍受当时香港既有的公民自由，其程度远超过大陆人民所享有。但当港人要求它实现民主权利的承诺，北京政府却以其在大陆的同样手法回应：公然否定尊重政治权利的国际条约义务，用陈腐但威胁性的措词反对和平的自由表达，草率打发公众谘询后宣称其结果反映“主流意见”，将香港内部对扩大政治权利的要求扭曲为危险的“外力干预”，甚至不必要地展示军事装备。

一错再错的结果，已使北京面临其不乐见的状况：占领中环运动人士扬言以和平方式瘫痪香港核心区域的交通，泛民主派政党和香港立法会议员一致誓言否决北京方案。换言之，北京在它最不希望的地方制造出一个长期危机。

北京对香港民主的敌视至此已图穷匕现。但号称要推动全球民主的各国政府和组织──从美国总统欧巴马、到英国首相卡梅隆、到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明──都有义务对此结果发出质疑，协助那些为维护和扩展中国大陆与香港政治空间而长久奋斗的人们保住最后的希望。

本文来源：人权观察，http://www.hrw.org/zh-hans/news/2014/09/02 

VOA 专家：习近平反腐最终目标—打垮太上皇架构

方冰

最后更新 04.08.2014 15:40

中共宣布对前中共政治局常委、负责国内安全的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进行立案调查，揭晓了历时8个多月有关周案的各种传闻。中国独立政治评论人士李伟东说，“康师傅”终于变成了“周老虎”。

李伟东曾是体制内媒体《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近年来以“冬眠熊”笔名在社交媒体发表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政治评论。周六他在纽约的一个时政讨论会上，就周永康案后续的各种问题发表了有趣的分析和评论。

*对周案一定会进行“去政治化处理”*

习近平将怎样处置周永康？李伟东表示，虽然仍存很大变数，但基本是两种可能，党纪、党籍处分和走司法途径；而后者的可能性较高。他说，如果走司法程序，“一定会去政治化处理。”也就是说，有关周永康与薄熙来密谋以取代习近平、自己做事实上太上皇政变传闻、十年维稳中犯下的各种公共暴行，即便所有这些都坐实了，也不会在对他的最终处理中被摆上台面加以清算。对周案的处理会参照薄熙来案，最后可能仅限于他个人的贪腐和其他刑事犯罪。

*罪名：建国以来最大的涉黑贪腐集团首犯*

李伟东说， 对周的“刑事指控可能有三大问题，一是给黑社会提供保护伞（如四川刘汉），二是受贿或直接获取非法经济利益，三是涉嫌雇凶杀妻。” 而最严重的指控罪名可能是“建国以来最大的涉黑贪腐集团首犯”。参照对薄案处理，“周最多提升一个级别，判处死缓”。

李伟东表示，对周永康作党纪处分并非完全不可能，“但是可能性现在看来已经不大了”，“如果周永康背后最有力的支持者江泽民和曾庆红仍有与习近平博弈能力的话；或习近平考虑到党的面子，权力稳固度及其他不为我们所知的种种因素，最后放周一马。”

*习反腐总目标：去掉江太上皇、政令出于朕一人*

周案后还有多少只老虎？还会有更大老虎会被打吗？李伟东表示，一个基本估计是，如果副部以上、贪腐千万元以上算老虎的话，在上届中央委员、政协人大、常委中一半以上达到这一标准可能都不止。但是他表示，习近平的策略不是打全部老虎，这样会动摇执政基础。“习的策略是反老常委中的腐，把江泽民太上皇的架子打掉！让其他19个老常委‘婆婆’说，‘我们服了，你是老大，我们再不干预了，给我们一个平安养老的机会就行了。’”

人民日报的有关评论说，打周不是休止符。那么周之后还会抓多少老虎？李伟东分析，“还会有两次小高潮，比方李鹏电力家族和贾庆林家族，相当于反腐三大战役，然后沿着葡萄串一样的形式，把他们的地方势力全部扫荡干净，大约会打掉上届中委的三分之一，达到‘政令出于朕一人’的反腐总目标。然后，反腐势头就会减弱并收手。”

*习不会公开扳倒江、曾*

至于习近平的反腐会不会继续揪出江泽民和曾庆红？李伟东认为，小高潮之后的大高潮是扳倒江泽民和曾庆红，但是他说，大高潮可能不会出现，“习会留有余地，不会公开扳倒他们，私下达成妥协，让他颐养天年。但是，如果江不识趣，还步步紧逼，估计中纪委早已掌握江曾集团或家族贪腐证据，随时可以抛出。”

对于有人说习是江曾提拔的人，因此不会跟他们翻脸，李伟东认为他“可能是看走眼了。”他分析，“习内心存有成为一代明君的冲动。而且他又是马列毛原教旨主义者，为党、为红二集团少东家卷土重来的中兴大业，他是不惜一切代价的，不会为个人情感放弃原则，这是他与早一代的不同之处。”

*习近平态势远超邓直逼毛*

习近平拿下周永康可谓反腐打虎力度空前，他这样做会不会危及自身安全？有没有可能引发政变？李伟东认为，“中国红二代的自傲与自负超乎一般人想像。北京爷心态极强。”他说传闻王岐山说，“有人说知识分子打不过流氓，我们知青过来的人就是流氓，怕谁？！”李伟东说，草根阶层上来的贪腐集团，如周永康集团，没有根基，也不会相互串联。只要习近平打得稳、准、狠，打垮他们没有问题。他说，习近平上台前就准备好了要打击贪腐集团。“他一上来就搞了一轮政改，弄了一大推小组，自己挂组长，实际上是成立了一个战时内阁，把18大设计的政治管理体制统统打乱，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军权也牢牢抓在手中，安保也做得很好，因此发生政变的可能性不大。看不到当年8老整胡耀邦的力量。”李伟东说，习近平目前的态势远超邓小平直逼毛泽东。

李伟东生动地以皇权描述了中共体制：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后从流寇一支变成全党同盟共主，是国王式的共和制；建政后到1956年，扫荡了知识分子后他成为“皇帝”；从1956年到1966年文革他变成了神。邓小平在毛后恢复了贵族共和，成为国王，所以“八老”可以钳制他；连接班人江泽民都不是他亲选的；而习近平正在恢复皇权态势，个人崇拜大有死灰复燃之势。

李伟东说，尽管军队反腐相对秘密地进行着，但是实际是“习反腐的重中之重。”习看到了军队腐败到了他忍无可忍的程度。“比如对徐才厚、谷俊山一定会重判，新发现的腐败分子一定会抓，让老军头们清退多馀房产一定会坚持到底，吹拉弹唱的文工团一定会解散，整个部队也会按照精兵战略进行裁撤和重新编组。总之军队才是这次反腐的重点。”

*根治腐败几无可能*

中共自己说过，“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但是李伟东说，这个魔咒已被习打破。因为，“真反腐了，不但不会亡党，反倒可以增强执政合法性，延长执政时间。”不过，李伟东表示，制度性腐败“与所谓公有制、庞大的权贵化国企体制、预算软约束的财政体制、垄断性的金融体系、极权和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府体制、党国体制、党军体制、新闻管制体制等密切相关，这些体制不改革，根治腐败几无可能。”

习近平的反腐会导致实行法治、深化改革和落实政改吗？宣布四中全会集中讨论法治，似乎反腐会走向法治。但李伟东说，从三中全会以来所谓法治化仅涉及对法院进行垂直化管理，是“上收权力而非司法独立”；“周氏维稳体制不但没有淡化，反倒有变本加厉之势，反腐所采用的党法大于国法的具体做法也与法治化相去甚远。”如果真要法治化，当局就应先先释放浦志强、高瑜、许志永、郭飞雄等维权人士、记者和律师。

*集权式反腐必将削弱市场化*

有一种说法，认为习近平反腐集权是为了最终推行全面改革。但是李伟东说，两者“在逻辑上却有不一致的硬伤。”即，集权式反腐必将削弱市场化。他说，“虽然市场化改革呼声很高，但实质进展不大，市场与大政府体制的冲突远未解决，而经济运行却越来越依赖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运行模式和在海外开疆拓土的资本输出，而不是着力于改变内需和两极分化态势、限制垄断的市场模式。这个内在矛盾会在未来进一步凸显出来，使这种一边集权，一边市场化的悖论逐渐成为现实经济生活的扭曲形态，并使腐败的温床有增无减。”

至于趋向于宪政和普世价值的政改，李伟东说，“这已被习明确拒绝。”但是他又说，“他会不会以一个在反腐铁腕方面让全党大吃一惊的潜伏者姿态，在历史某个时刻突然想明白了，再次让我们大吃一惊地突然转向宪政改革呢？我不知道，我想天也不知道。这种历史机缘可遇不可求。我们只能根据他现在公开宣示话语来做判断。”

*拒绝宪政政改难过五大瓶颈*

李伟东说，“中国的发展实践已经颠复了发展经济学之‘中产化必民主’的历史逻辑，因为中国现在形成的中产阶级与权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繫，并非在自然市场状态下成长，他们无法‘断奶’，所以中国的事都要重新观察。”

但是李伟东说，拒绝宪政改革，中国会面临五大瓶颈难以通过。 即：腐败卷土重来；两极分化继续扩大；环境恶化难以逆转；与港澳台及边疆民族地区的持续不断的文明冲突；以及与全球主要国家的制度冲突。

VOA：习近平将如何处置周永康？反腐运动何去何从？

莉雅, 洛维特 / 华盛顿

30.07.2014 18:25

在习近平终于拿下周永康这只“大老虎”之后，人们现在所关注的是习近平将如何处置这位前中共领导人，而更关键的一个问题是他的反腐运动何去何从。

在拿下周永康这名前政治局常委后，习近平必须做出的一个关键决定就是如何处置周永康的问题，包括是否以及何时对他进行公开审判。

*半年内做出交待*

《纵览中国》杂志主编陈奎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按照过去的情况来看，中共当局在公布了对周永康立案审查之后，估计半年之内会有一个交待，包括对周永康进行刑事审判。不过，他认为，庭审只会涉及到经济方面，而不会涉及到政治。

陈奎德说：“我估计还是会按照过去薄熙来案、徐才厚案一样的，只涉及到经济贪腐方面的，而不会涉及到政变、阴谋等等这些方面的内容。”

*拿下周永康的时机无法再拖延*

陈奎德认为，中国当局在有关周永康的传言传了两年之后才宣布对他进行立案审查是因为他们无法再拖延如何处置他的问题。

他说：“他的严重违纪违法的传言已经非常久了。迟迟没有拿下周永康，这个对习近平的权威、对习近平的反腐、对习近平要进一步做的动作，在中国民间已经受到了相当大的伤害。所以必须尽快的、甚至在四中全会之前，必须解决周永康的问题，把它公开化，否则习近平反腐的运动就面临失败的危险。”

陈奎德认为，周永康此前扮演的是前苏联克格勃头子的角色，在民间很遭人恨，因此习近平拿周永康开刀，不仅得人心而且付出的代价也不大。

*习近平赢得第一回合 攀上权力顶峰*

不过，也有分析认为，习近平花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才公开宣布对周永康下手说明其中涉及的利害关系以及幕后角力与权斗的激烈。有报道说，前领导人江泽民、李鹏和胡锦涛等人都反对习近平将反腐运动扩大化。此举也表明，习近平在这一回合中斗赢了中共元老所代表的各个利益集团，足以证明他攀上了权力的顶峰，毫无争议的成为邓小平之后拥有最大权力的中国领导人。

*习近平反腐必须继续下去*

一些中国观察人士认为，在中国你死我活的复杂政治斗争中，拿周永康开刀在很多方面来说是习近平为了自保而不得不下的一步棋。

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中国历史学家章立凡的话说，如果习近平不打周永康这只老虎的话，他就会被一群老虎吃掉，但是并不能因为他打了一只大老虎就意味着他是安全的，他必须继续打下去。

中国官方的人民网7月29号刊登的“打掉大老虎周永康，不是反腐句号”的评论文章似乎暗示，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将继续下去。

*反腐进入高风险阶段*

显然，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可以说是进入了“深水区”。有分析认为，在拿掉了常委“免死金牌”之后，中共高层过去20多年来权力和平交接的局面将被打破，中共内部不同派系的官员为了自身性命财产，势必与政治对手进行“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

*裴敏欣：关键是如何将反腐运动软着陆*

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裴敏欣教授也认为，随着周永康的倒台，习近平的反腐运动进入了一个更加微妙也是高风险的阶段。他在《金融时报》上撰文说，习近平眼下需要做出的一个最重要决定，就是何时、以何种方式将反腐运动导向‘软着陆’。他认为，习近平的反腐获得民众支持和树立政治权威的作用非常明显，但是其中的风险也是巨大的：它一方面暴露了中共内部的腐朽与分歧，这些“家丑”非但不能让公众对中共政权更有信心，反而可能导致人们对习近平挽救这个政权的能力丧失信心。

*北京的政治大戏才刚刚开始*

裴敏欣认为，一个更加危险的问题是，中共内部很可能会出现分裂。如果习近平众多的同僚和对手确信他们可能会成为下一个被打掉的“老虎”，他们的生存本能可能会促使他们挑战习近平的权威。因此在他看来，对“大老虎”周永康的捕猎也许已经结束，但北京的政治大戏却远未终止。

事实上，中国很多民众也是一副“搬出板凳看大戏”的心理。

中国观察：挺习党媒 习近平罕见提朱鎔基豪言--留口棺材给自己!

2014年7月29日 | 文章分类: 时事动向

据港媒报道，在反贪腐进入白热化之际，关于大陆反腐将鸣金收兵的传闻一时甚嚣尘上。甚至有证券机构，将类似判断写入股市投资策略分析报告。但北京的消息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对反腐的部署暂无扫尾之意，反腐还将持续加压。而最近各地党委和纪委传达的习近平“6·26讲话”亦传递了同样的信息。

7月25日，大公报引述明报报道称，习近平在6月26日政治局会议上，就反腐问题讲了有3点：“一，有人说十八大后我们抓了30多个副部以上干部，差不多了，可以收手了，这是一种错误认识，反腐不设名额，有多少抓多少……二，有人威胁说要我们走着瞧，我要正告他们，谁怕谁!当年朱鎔基说要准备100口棺材，99口给腐败分子，最后一口留给自己……今天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勇气;三，中央对各地反腐，不因领导人过去工作过的地方而不同，我在福建、浙江和上海工作过，中央对这些地方的反腐要与其他地方一视同仁。”

据悉，这一讲话除向中纪委传达外，中央各巡视组以及各地方纪委，也已专门召开会议，传达领会习近平这一讲话精神。

7月16日，在中央第二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上，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表态同样气势如虹，他说，做好巡视工作，“要旗帜鲜明、态度坚决，站稳立场、把握方向，哪裡问题集中就巡视哪裡，谁问题突出就巡视谁，巡视过后再杀个回马枪，给党员干部以警示，发挥更大威慑力”。

为此，北京政坛观察人士称，习近平和王岐山的上述讲话，除了反腐明确暂不收兵之外，还预示着有其他“老虎”将被陆续揪出，更不排除在习近平、王岐山工作过的地方和部门也有贪官落马。

今年上半年，习近平反腐速度加快。大陆官媒7月26日报导，今年落马的中共省部级官员数量已超过去年全年总数。据统计，从2012年11月召开的十八大至去年年底，共有18名省部级官员落马。7月16日，中共官喉央视引中纪委官网公布了一份18大后被公开查处的35个省部级以上官员的名单。

上个月更是反腐提速，共有6名省部级以上高官落马，成为中共历史上“打虎”最多的一个月。6月14日中共政协原副主席苏荣和6月30日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的落马，是“十八大”后首次“副国级”官员下台。

最新落马的省部级官员是辽宁省政协副主席陈铁新，据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24日消息。陈铁新是今年第19个落马的省部级官员，也是十八大后辽宁省首个落马的省部级官员。

中共最高检察院25日通报，检察机关今年上半年查办“职务犯罪”情况，共有2.5万人因“涉嫌贪腐”遭到调查。

VOA：中共功罪评说之四：“镇反”运动杀了多少人？

26.06.2011 20:00

中国画家高氏兄弟画的马克思和骷髅的双肖像，象征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给人类带来的死亡和奴役

前面在“中国历次运动特点”中提到，中共多次运动的特点包括扩大化和血腥化。五十年代初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就是其中一个典型。

*党史：正面评价*

镇反运动和“抗美援朝”及“土地改革”是中共建政之后同时开展的三大运动之一，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得到了基本正面的评价：“总的来说，镇压反革命运动有力地扫除了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基本上肃清了曾经猖獗一时的特务、地下军及会道门等反动组织，从而为巩固新生政权，保证土地改革和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

该书对于当时的滥杀现象轻轻带过：“由于当时司法体制和审判程序不够健全，一些地方的工作中出现过错捕、错杀等偏差，中央及时发现并做了纠正。”

*统计：杀人超过人口千分之一*

镇反期间中共曾经定下杀掉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标。实际上，最后的杀人人数超过了这个比例。根据中共自己的统计， 镇反期间估计反革命分子有两百多万人，镇反运动一共杀、关(劳改)、管(群众管制)各类反革命分子300万人左右。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在一份报告中说，共逮捕了262万人，其中杀了71万2000人，是全国人口的千分之1.31；判刑劳改129万人；管制120万人；教育释放了38万人。按照这个说法，“镇反”杀人突破了原定的人口千分之一的指标，大大超额完成任务了。

但是，实际处决的人很可能还远不止这个数字。北京大学教授、中共党史研究专家杨奎松写道：“如果注意到1951年4月下旬毛泽东及时刹车并委婉批评一些地方太过强调多杀，以至有些地方明显地出现了瞒报的情况，故实际上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71.2万这个数字。”

有人估计，镇反运动中实际处决的人数在100万到200万人之间，甚至更多。

*"“抗美援朝”为镇反提供机会*

1950年3月，几乎在土改运动的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开始“镇压反革命运动”。在运动之初，一些地方就出现了错抓错杀的现象，因此一些地方官员主张收敛，毛泽东也指示放松。

1950年10月8日，中国正式宣布派遣军队进入朝鲜半岛，开始了所谓的“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认为，大力开展“镇反运动”机会到了。他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说：“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10月10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批评镇反运动中出现了右倾，要求加大镇反力度，防止出现漏网之鱼。

中共领导人刘少奇后来也承认：“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

*毛泽东钦定杀人指标和杀人比例*

到了1951年1月，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进展顺利，毛泽东的底气更足了。他指示各地要“大杀几批”，并且特别对大城市的杀人行动发出具体的指示说：“各大城市除东北外，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一般地来说，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及各省省城，这是反革命组织的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

毛泽东还给一些地方下达具体的杀人指标。195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给上海市委的电报中说：“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南京方面，请华东局指导该市市委好好布置侦捕审讯，争取在春季处决一、二百个最重要的反动分子。”

第二天，1月22日，毛泽东对中共华南分局广东省的负责人说：“你们已杀了三千七百多，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

这一年的2月，在毛泽东建议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当时的中国人口是5亿5000万，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万5000人。

毛泽东对上海市和南京市的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南京方面，据2月3日柯庆施同志给饶漱石同志的电报，已杀72人，拟再杀150人，这个数目似太少。南京是一个50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200多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2月17日，在公安部长罗瑞卿的亲自指挥下，北京市一个晚上逮捕了675人，第二天公开处决了58人。3月7日晚上又逮捕了1050人，在3月25日处决了199人。

3月，天津市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份计划，准备在已经处决150人的基础上，再处决1500人。毛泽东大喜，马上指示各地效法。本来并不希望多杀人的上海市委只好加大力度，向中共中央表示要在已经逮捕1068人和处决100多人基础之上，再逮捕1万人，处决其中的3000人。先“杀两千后再视情况决定”。此后，上海加大“镇反”力度，仅1951年4月27日一天就逮捕了8359人。每隔几天就处决一批人。例如4月30日处决了285人；6月15日处决了284人。到11月初，上海一共处决了大约两千人。

为了落实杀人指标，毛泽东还指示下放批准杀人的权限。1951年2月5日，中共西北局报告说，“执行镇反计划，一定求稳，批准杀人一律在省上。”毛泽东却批示说：“其判死刑者则经专署批准执行”即可。实际上，杀人的审批权后来更进一步下放。

毛泽东尽管也说过“不可捕错杀错”，但是他更重视的显然是完成杀人指标。为此，他甚至批准有些地方超过指标杀人。有些地方生怕跟不上中央的步调，争先恐后大开杀戒。广西柳州专区要求杀人口的千分之五，贵州省委要求杀千分之三。仅中共广西省委和公安厅当时统计，在处决的人当中，可杀可不杀的人占了百分之三十左右。

*大肆宣传杀人*

1950年12月，中共领导人刘少奇曾经在高级干部会议上指示说：“如果每杀一人都要报导，在报纸上过多的宣传杀人，亦恐产生副作用，如可能使某些人怀疑我们‘杀人过多’、‘行动过火’等。”

但是在1951年3月30日，毛泽东修改了这个指示。他说：“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种情况必须立即改变。”于是，各地纷纷举行声势浩大的公审大会，当场宣判，然后压赴刑场处死，有些人甚至就地处死。中国的媒介也予以大力报导。

根据中共中央1951年5月底公布的数字，当时全国已经捕人150万，已杀50万，基本达到了毛泽东要杀掉全国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标。于是，毛泽东指示全面收缩，并将杀人批准权由地、专一律收回到省、自治区一级。但是杀戮在惯性作用之下并没有停止。从1951年5月到1953年秋季镇反运动结束，又有20万人被杀。

*杀人如麻的后果：百姓惧怕共产党*

许多专家学者认为，镇反中中共杀人如麻的目的不仅在于杀掉潜在的敌人，而且在于让整个国家惧怕共产党。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李肃的采访时说：“(杀人)强化了它的政权，使得那些人不要说从事任何反抗，连那个心都不敢有了。彻底摧毁一切反抗、反对者 、或者那种潜在的反对者那种反抗的意志，使你觉得根本就不可能。”

“中南海厚黑学”一书的作者陈破空也说：“经过这些‘三反五反’、镇反、土改、土改复查之后，全国可以说是鸦雀无声、人人噤声，人人都恐惧共产党。这种恐惧感一直到今天都还深植在中国老百姓的骨髓之中。这种恐惧的结果就是：中国老百姓认为共产党的独裁是理所当然的；当局是可以放手镇压的；民众是只能小心翼翼的。当民众说了话，做了事，受到了当局的镇压的时候，民众往往认为是自己的错，往往是自己没有跟上政府的步伐。”

胡平也指出，以后的中国人逐步习惯了共产党残酷的统治方式：“最大的负面(影响)就是使人慢慢地习惯这种残酷。而且可以习惯到这个地步，以至于这么多人会相信，如果没有这种残酷，社会就乱了，就不行了。他都会相信到这个程度。就像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共产党是个压迫性政权，但是说，哎呀，要是没有那么压迫性的政权，那中国就乱套了。 他都可以相信到这个程度。这种大规模不间断的镇压可以使人们对这种理性的、正常的人际关系、正常的秩序完全失去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