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境外势力在中国政治中的前世今生(1)：麻烦制造者？

作者：何清涟 来源：VOA

28.06.2014 13:22

“境外势力”一词就象个政治幽灵，每逢中国进入多事之秋，就在中国上空游荡，不仅让中国政府的敌情神经崩得很紧，还让中国一些老百姓感到全世界对中国都不怀好意。最近这段时期，“境外（敌对）势力”重返中国政治话语系统，尽管中国官方并未指明“境外势力”的构成，但只要经常阅读官媒如《人民日报》、《求是》、《学习时报》、《环球时报》，就会立刻想到这句耳熟能详、万用不厌的官方用语：“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境外）反华势力”。

*“境外势力”成为中国所有麻烦的根源*

“境外势力”在中共统治60多年期间，一直在给中国制造麻烦。在各个时期，视麻烦大小与中共在国际社会的处境，境外势力的名称时有变化，最初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后来称“帝修反”、再后来成为“境外敌对势力”，最近这几年中共的国际化程度提高，将刺眼的“敌对”二字去掉，称之为“境外势力”，有时亦称“外部势力”。

如果上中国国内网站，就会发现“境外势力”已经成了中国一切灾难与不幸的根源。

连香港人民对抗中央政府（可能还包括“驱蝗”运动），也被说成是美国在港阴谋策划“颜色革命”的结果。中国国际问题专家、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倪世雄与沈本秋在这方面是先知先觉者，早就撰文警告：2012年和2016年将是美国介入香港政制的关键时期，建议中国政府重视“爱国者治港”和“高度自治”的原则，以及推行《基本法》第23条，避免香港发生“颜色革命”——这篇文章虽然没有预见到香港“颜色革命”的名称叫做“占领中环”，内容是香港居民公投，但是却极富政治远见地将美国这一“境外势力之首”内定成黑手。

至于中国的腐败，据说也是“境外势力”影响的结果。中纪委网站刊发了一篇《从纸牌屋热透视西方腐败现象》，煞有介事地将《纸牌屋》当作一部美国两院政治的纪录片加以分析，最后证明了美国的腐败相当严重，所有关于美国清廉的说法都是不足信的。文章最后指出，全世界之所以认为中国的腐败相当严重，那也是外势力误导的结果。这个外部势力就是透明国际。透明国际“由于受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力资助，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其编制的清廉指数“常常被借题发挥，抹黑发展中国家的反腐败工作”，国际社会之所以认为中国的腐败严重，就是透明国际长期误导产生的印象。

境外势力还将黑手伸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长子”与“钢铁长城”，《敌对势力颠覆中国阴谋，搞死国企再搞垮军队》，《中国航空报》2012年4月刊文如是说。这篇文章让人看了之后产生深刻的危机感，甚至可能会联想到整顿国企与军队的腐败正中“境外势力”的下怀。

中国房地产问题，我1992年写作《九十年代的圈地运动》一文时就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带头发动“圈地运动”的结果；以后也一直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畸形发展是地方政府财政饥渴、贪官中饱私囊、房地产开发商牟取暴利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现在读中国媒体一些文章才知道，中国房地产市场发生这么多严重问题，原来也是“境外势力”的“阴谋”造成。“重头博客”载有一篇文章“国际势力用房价打败中国”如此说：“房地产易遭到境外大规模攻击。过去10-20年，人民币升值、房价猛涨，大量的美元入境，每个城市的房地产，都有外资浓重的身影”，并将此上升到国家经济安全与政权安全的高度。如果说，博客作者是一家之言，请看《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罗兰6月23日文章《房价正常调整为何连遭唱空（市场观察）》。该文“深刻”分析了多种势力的阴谋之后，最后这句堪称神来之笔：“对于很多打算抄底中国房地产的外资来说，表面唱空、实际做多，是他们多年来一贯使用的伎俩，早已不足为奇”。这位罗兰女士（或者先生）唯独不愿意指出，通过香港至内地炒房地产的外资，其实本是中资，而且不少是与中共政权血脉相连的既得利益集团高层成员。

*“境外势力”之说产生于封闭政治*

只要回顾历史，就会发现，从毛时代开始，中国政治话语中“境外势力”活跃之时，就是中国在政治上闭关锁国的开始。

这里必须先厘清一点，很多人以为闭关锁国就是政治上及经济上与外国完全断绝往来。其实，这只说对了一半。远的不说，就说清朝的“闭关锁国”，那指的只是政治上的，而非经济上的。即使是清朝廷拒绝开放广州之外更多的口岸通商之时，从广州进口的各色洋玩意，如自鸣钟、玻璃器皿等各种工艺品，一直都是清朝宫廷、王公贵族们的爱物。至于政治文化上，清廷认为自己是天朝上邦，文物典章无一不胜洋人，因此对西洋诸国不屑一顾。就算到了鸦片战争吃了败仗之后，洋务运动也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经济开放，政治封闭。船坚炮利，咱中华比不过你，咱只好“师夷之长技”；政治制度上，咱中华泱泱大国，就是比你西洋国强，必须坚持决不改变。仇洋情绪的集大成就是义和团运动。

到了毛时代，闭关锁国也是政治上的，经济上通过香港与世界做各种贸易转口生意。文化上分政治等级确定“对外开放”程度：百姓家中有“海外关系”就是先天罪孽，不许与海外亲属通信；而文化上的“特供制”却让江青可以随意选看“境外势力”制作的电影，如《乱世佳人》、《魂断蓝桥》等。至于那些专供高干们阅读、消费的灰皮书籍，基本上都来自“境外势力”，但老百姓无缘一见，理由是老百姓思想水平不高，看了容易“中毒”。中共这样做，道理再简单不过：愚民的目的是愚化民众，让其老老实实接受统治；特权阶层包括其子弟还是要广其见闻，让其保持聪明度，以便更好地统治民众。

邓小平倡导对外开放后，一度对美国作出高度友好的姿态，于是，“境外势力”便从公开宣传中暂时退位。在毛时代成为政治原罪的“海外关系”，此时成为普通中国人中最硬的社会资本。由于要世界各国放弃疑虑、与中国交往，要吸引华侨回国投资，各地政府将笼络华侨家属当作最重要的统战工作。80年代能自费留学海外的中国人，除了特权家庭之外，往往是家庭有海外关系的人。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境外敌对势力”又在宣传中卷土重来。邓小平在屠城之后，立刻想到要将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与美国索罗斯基金会挂上钩，试图将赵紫阳包装成“美国中情局特务”，只因索罗斯在《华盛顿邮报》上看到消息后，给邓小平写信，指出他的基金会的中方负责人正是中国国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凌云。邓小平意识到，如果执意捏造所谓“赵紫阳间谍案”，必然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只好作罢。

清王朝是专制政体，中共是专制独裁的极品极权政体。这种政治体制的生存之道就是封闭，对来自他们不能控制之地的任何力量都持排斥防范态度。邓小平的“开放”是为了摆脱危机，而不是为了与世界融为一体，因此一直将政治、文化思想上的外来影响视为威胁政权安全的大敌，80年代的“清除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其实都是以“境外敌对势力”污染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及青少年思想为假设前提。如果说某时期“境外敌对势力”暂时从宣传中退隐，那也只是中共（包括主张“对外开放”的邓小平在内）出于务实的策略考虑。

VOA：中俄反对将人权、法治列入联合国发展目标

中国代表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言（视频截图）

方冰

09.06.2014 19:45

纽约 — 人权与法治是否应该成为实现2015年后联合国发展目标的核心？在联合国大会举行的“人权与法治高级别会议”的辩论中，联合国会员国对此观点泾渭分明。欧盟等西方国家认为人权法治是实现发展的必要基础和保证。但中国、俄罗斯等国反对将人权和法治列入未来联合国的发展目标内。

*秘书长：人权与法治既是发展方法也是发展的目标*

星期一，联合国大会在纽约总部举行高级别会议，就2015年后联合国发展目标的制定进行辩论。秘书长潘基文在开幕发言中指出，“我们在消除极端贫困、缩小社会与经济差别的时候，必须对人与地球的需求进行平衡，”而“人权与法治将是这些努力的核心——它们既是方法又是目标。”他说，联合国是一个以“所有人生而享有自由平等的尊严和权利，”以及“人人都有生命、自由和安全的权利”为其宗旨的国际组织，而“贫困、不平等和不公正则是这些对原则的侮辱。”

*中国：人权不属发展、法治属于内政*

但中国代表对此作出明确反对。中国常驻联合国参赞姚绍俊在发言中不仅反对将人权列入发展议程内，还反对将法治作任何量化指标。他说“发展是促进人权的基础”；“人权毕竟不是发展问题，也不属于发展议程的范畴，不应成为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重点。”因此，“没有必要就人权问题设立具体目标”；他还反对就实现法治设立具体指标。他说，“法治属于一国内政，一国对本国法治建设享有自主权，有权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法治道路和模式。世界上没有普适各国的法治道路和模式，”“针对法治设立量化‘参数’或‘指标’是不可取的。”

*俄罗斯：法治不可量、发展是内政*

俄罗斯代表呼应了中国的发言。他表示，不同意把法治、人权放进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去。他强调，联合国的发展论坛不适合讨论人权和法治。发展是一个国家的内政。法治是不可衡量的。每个国家必须选择基于自己的历史、文化、宗教和其他特定情况的法治模式。

 

联合国在2006年在前秘书长安南主持下制定了千年发展项目，设定2015年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目标，如全球贫困人口减半、实现普及初等教育、实现两性平等、降低儿童死亡三分之二、产妇死亡率降低四分之三、遏制并开始扭转艾滋病毒及艾滋病的蔓延、确保环境的可持续能力等。显然这些目标并未完全实现。潘基文说，到2015年全世界仍有10亿多人口生活在赤贫状态。

*欧盟：法治对经济发展、投资、与腐败和歧视作斗争至关重要*

欧盟代表、与会代表团团长托马斯·梅伊尔-哈尔亭说：在指定未来发展目标时应“确保每一项（联合国发展）目标和指标与现存的人权标准、原则和法治原则相一致是很必要的。”他说：“法治与发展密切相连、相辅相成。因此，我们必须强调在各层面把善政、民主和法治当作发展的推动者和其重要目标。”他还说：“目前与贫困进行的斗争显示，仅仅提供食物和服务是不够的。同样必要的是要有透明和参与决策的过程，以及建立纠错的机制。”“法治提供了稳定与透明的环境，这对经济发展、投资、与腐败和歧视作斗争至关重要”。他最后说，欧盟承认联合国数年来旨在将人权与发展整合在一起的努力。

*波兰：基于法治的政策创造更大可持续发展机会*

波兰外交部副部长亨利卡·莫斯卡-扥戴斯发言指出：“没有对人权的尊重就没有民主和真正的社会经济进展。”“唯有以权利为基础的发展政策才能进一步削减国与国和国内的不平等。”她说：波兰“自己的历史经验已经告诉我们，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政策创造了更大的可持续发展机会，因此，可以在地区和全球层面上提高政治稳定。”她以一周前波兰庆祝民主转型25周年为例表示，回顾过去25年很容易发现“民主改革如何积极地为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她说，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90年波兰人均收入为5967美元，20年后，212年增加到22162美元。她说，“这一成就背后的驱动力是对公民对建立在民主与法治原则上的新制度所拥有的信心而释放出来的热情、创造力和潜力。”

一整天的辩论于晚六点多结束，美国代表还未轮到发言。

安琪：缅甸“无冕之王”温丁 ——兼谈转型期的缅甸与中国的“软肋”

法广 网友惠稿 -  发表日期 2014年 6月 09日

原载《前哨》2014年6月号

摘要：“缅甸的刘宾雁”温丁在自己的祖国合上了双眼， 中国的刘宾雁则没有那么幸运。那片让他梦魂牵绕的热土，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国门紧闭，“回归”的只有白发老妻捧回的一钵骨灰。刘宾雁之前有王若望， 刘宾雁之后还有戈扬、方励之、陈一谘。

今年4月21日，缅甸被关押时间最长的记者、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全民联）元老温丁（U Win Tin）在仰光病逝，享年84岁。

原“八八民运”流亡学生、2012年携「伊洛瓦底」（The Irrawaddi）英文月刊回归本土的昂梭（Aung Zaw）撰文说：“温丁在臭名昭著的英盛（Insein）监狱度过了七千个日夜，但他从不言悔。他坚定地继续扛起民主旗帜，帮助和坚持反对派的民主运 动。”正如温丁在监狱中所说：“独裁者只能囚禁我们的身体，而不是我们的灵魂” 。

全民联党降半旗以示哀悼。缅甸人民的精神领袖昂山素姬、原“八八民运”代表、西方驻缅使 节、新闻界人士、以及各民间团体或个人，都相继发出唁电和挽联。全民联发言人年温（Nyan Win）沉痛地说：温丁作为全民联的中间力量，在缅甸政治改革的重要时刻离世，不仅是全民联的损失，也是国家的损失。4月23日，温丁的葬礼在仰光隆重举 行。温丁的大幅照片极具符号特征：他身着作为政治犯标识的蓝色上衣，如宣誓般举起的右臂，掌心上写着昂山素姬的名字。灵堂正面的横幅是耶酥的名言：我是道 路、真理、生命（I a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静静流淌的伊洛瓦底江，见证了这位灵魂记者为自由民主不屈抗争的一生。人们在这里向“传说中的上一个时代的最后一人”，表达最高的礼赞。他的名字，就是一份特殊的遗产，融入缅甸母亲河，世代相传。

挑战黑暗年代的殉道者

温丁生于1930年3月12日，当时的缅甸，虽是英属殖民地，却受英属印度管辖，是英属印 度的一个省。这种“殖民地的殖民地”之屈辱，激荡着缅甸人的血脉，民族独立的反抗运动层出不穷。今天那些壁垒森严、关押政治犯的监狱，就是殖民时代英人用 来监禁民族志士的。1937年，缅甸脱离印度，成为英国直属殖民地。那一年，温丁7岁，开始识字读书，接受标准的英式教育。二战之后的1948年，继日本 侵略者的败退，英人也从缅甸撤离，缅甸成为主权独立的联邦共和国，开始了长达14年的史称最辉煌的时代。政治上实行三权分立的议会民主制，文化多元，经济 繁荣。丰富的石油资源和优质农作物，吸引着邻国的人们，大批的中国移民，就是那时走进缅甸的。青年温丁，于五十年代（1950）初，以文学、现代历史和政 治学学位毕业于仰光大学，随即投身于新闻事业。他曾任法新社（Agence France-Presse）等报刊记者，并担任缅甸多家报社总编。那时他可能并没有想到，记者成为与他生命攸关的“殉道”生涯。自1962年发生军事政 变，奈温（Ne Win）篡权登基，几经易位，到2011年丹瑞（Than Shwe）退位的五十年间，缅甸在军政权统治下，实行专制独裁。对外闭关锁国，对内实行高压政策，政治压迫，经济濒临崩溃，人民生活水平处于最低贫困线以 下。

尝试过民主政治的记者温丁，注定与这个专制社会格格不入，他别无选择地投身于民主运动，成 为黑暗年代的亲历者和挑战者。1988年，他积极参与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配合回国探亲而卷入运动的昂山素姬，成立了反对党全民联，反抗军人统治。“八八 民运”被镇压后的第二年，昂山素姬遭到软禁，年届花甲的温丁被当局以“反政府宣传罪”逮捕，重判20年，关进英盛监狱。

位于仰光北郊的英盛监狱，与缅甸其它主要城市殖民时期的监狱一样，被历代统治者用来囚禁政 治犯。这些由英国人设计的建筑，呈环形放射状，层层相围相扣，壁垒森严。从独立运动的民族英雄、学运领袖，到反抗专制的民主斗士，政治犯不计其数。缅甸的 异议人士，都以坐过英盛监狱而自豪，被视为经历过考验的“政治文凭”。与其它某些专制国家的政治犯不同，在缅甸这个笃信佛教的国度里，被关押的异议人士， 几乎都在狱中养成了修炼的习惯。被软禁十多年的昂山素姬也不例外。每天凌晨的冥想和修炼，锻炼了他们的心智，让他们能够以更强大的精神来战胜孤独和肉体上 的痛苦，意志更坚强，少有那些常见的精神狂躁或心态失衡等“监狱后遗症”。这种情形让每一个亲眼目睹者惊异之余均敬佩不已。

关于狱中生活，温丁在2010年出版的「那是什么？人间炼狱」( What’s That? A Human Hell ) 著作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描述了英盛监狱的种种非人待遇，以及恶劣的医疗条件。包括遭受严刑拷打和折磨，关在腰都直不起来的“犬室”里，被隔离关押，长期 忍受饥渴，连续五天不准睡觉，接受审讯等等，引起国际社会的震撼。尤为让人动容的是，早在1996年，在狱中饱受磨难的温丁，冒着极大风险，将监狱的非人 道待遇，写成文字设法传递出来，引起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的关注。当局恼羞成怒，将他单独拘禁，限制他每两周与家人见面15分钟，并一度阻止国 际人权组织探监。

对此，温丁表示：即使已经一无所有，仍将保持民主旗帜飘扬。2011年，世界报业协会于向 他颁发了自由新闻金笔奖（Golden Pen of Freedom Award），并希望“把公众关注的焦点转到专制政府打压记者上”，为遭受迫害的记者提供保护。同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日，温丁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吉列尔 莫•卡诺世界新闻自由奖（UNESCO/Guillermo Cano World Press Freedom Prize）。

以“囚服”警世，追求真正的自由

据知情者透露，当局几乎每年都以释放为诱惑，让温丁宣布退出全民联党，或者承认自己是昂山 素姬组党的出谋划策者。但每一次温丁都以沉默作答，从不为之所动。2007年，温丁与其他9名政治犯一起列入当局释放名单。这一次，温丁一反常态，首先向 当局开出了他的“出狱条件”：必须同时释放包括昂山素姬在内的所有政治犯。遭拒绝后，他再度被解回牢房。当年八月中旬，缅甸爆发盛大的游行示威，僧侣走上 街头，为民呼喊，反抗专制独裁，抗议物价暴涨。这一运动很快遭到当局镇压，大批僧侣和无辜民众被抓捕，监狱人满为患，仰光实行紧急戒严，严令禁止五人以上 的僧侣结队出行。次年五月，白色恐怖中的缅甸遭受热带风暴袭击，大片房屋倒坍，死伤不计其数。苦难深重的缅甸人民，苦苦挣扎在死亡线上。正是这时，国际社 会信守人道第一的原则，通过谈判，说服军政权，由缅甸政府出面，接受美、法、意、英、德等西方国家以及周边邻国提供的紧急救援物资，向受灾地区和灾民发 放。这一有力的人道援助，真正救民于倒悬，同时，间接地使缅甸政府有惊无险侥幸“过关”，暂时避开了来自国际社会的政治压力。从之后缅甸的发展来看，西方 社会的救灾行动，某种程度上软化了缅甸军政权的对抗态势，成为与西方社会展开对话的“契机”。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008年9月23日，温丁获当局“大赦”，提前一年出狱。当他身着蓝色囚服走出英盛监狱时，难以置信他已经获得了自由。是年，他年近八旬。

一位在温丁出狱后即与他晤面的西方资深外交官说，从他身上，看不到这是一位坐了19年牢 房、被病魔缠身的老人。温丁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目光深邃有神，气质犹然。说到他的蓝色＂囚服＂，他表示这代表自己的身份（政治犯）认同，表达对仍被关押的 政治犯的声援，告诉人们缅甸并没有实现真正的自由。这位熟识刘宾雁的外交官对我说：他就是中国的刘宾雁。明显特征是：坦荡和勇气。

2010年11月13日15时20分，温丁和全民联、青年学生，以及千千万万善良质朴的缅甸人一起，迎来了昂山素季获得自由的时刻。

在继之而来的短短三年里，缅甸发生了让世界为之瞩目的变化。2011年3月，以丹瑞为首的 军政权退位，通过选举产生的原位居四号的政治强人吴登盛（U Thein Sein），脱下军装，出任总统，成立了被外界看作由军人支持的文职（又称半文职）政府。新政府上台后即进行政治改革，如放宽新闻管制，允许民间办刊，呼 吁流亡者回国，释放政治犯等。同年五月，昂山素姬获得自由出行他国访问的自由。2012年11月，当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缅甸时，仰光可以用万人空巷来形 容。随之，国际社会解除了对缅甸长达20年的经济制裁。缅甸政府实践承诺，至2013年底，约有2000名政治犯获释。

面对这些急剧的变化，身为反对党全民联资深党员的温丁，给自己的定位仍然是记者。对他来说，记者，意味着勇气和良知，意味着舆论监督的权利和独立精神。这位永远的持不同政见者坚持认为：只要军方仍然主导政治，民主永远不会到来。

担忧偶像崇拜消解“不同声音”

毋庸置疑，缅甸的和平转型，是缅甸人民的福祉。但是应该看到，缅甸的改革，都是在 “可控制”范围内发生的。其中有三个不容忽视的基本指标：宗教，社会基本结构，民族性与政府构成。（由于内容所限，这里不做赘述。）在这个过程中，外部社 会对昂山素姬参与竞选议员和将会参加2015年的总统竞选，持不同看法，甚至批评昂山素姬接受“招安”等等。对此，昂山素姬的代表发言说，昂山素姬需要的 是一个合法的平台，一个小小的制度内的权力。只有这样，才能让她和全民联进入权力中心，为在全社会推动和实现真正的民主，起主导作用。从专制国家的转型历 史看，这种理性地寻求和解，而不是推倒重来的做法，是具政治智慧的顾全大局之举。在缅甸这个多民族、宗教矛盾冲突不断，经济落后，生活极度贫困的国家，不 考虑民生和政治后果，一味地追求一党之利或“实现自我”的做法，将会是缅甸的灾难。五十年前的奈温即是前车之鉴。从这个意义上说，缅甸的社会和解，为专制 下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提供的借鉴是丰富而深远的。

温丁，这位被大家称为智者（缅语Saya萨亚）的老人，对于人们出于对昂山素姬的偶像崇 拜，而没有“不同声音”的情形，深为担忧。他以自己的方式，对昂山素姬与军方和解提出了温和的批评，但这并不影响他对昂山素姬的希望与信任。有着自觉民主 意识的温丁，一直以来都非常尊重昂山素姬对民主的承诺。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再次重申了对昂山素姬的支持。

就在温丁逝世的当天，应中国政府邀请，除昂山素姬之外的缅甸全民联代表团一行12人启程对 中国进行为期10天的访问。这是继去年春天以来的第二次访问。昂山素姬和她的党，列入中国政府的外交议程，是中国政府在争取新的“话语权”，还是在自己的 政治牌局上加一张筹码，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明显的，缅甸的政治转型，牵动着中国的神经。中国政府能够公开礼遇昂山素姬和她所领导的反对党，无论如何都是 一种正面的姿态。

“去共产中国化”留下的难题

话题至此，无法不拿中国与缅甸相比。例如：“缅甸的刘宾雁”温丁在自己的祖国合上了双眼， 中国的刘宾雁则没有那么幸运。那片让他梦魂牵绕的热土，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国门紧闭，“回归”的只有白发老妻捧回的一钵骨灰。刘宾雁之前有王若望， 刘宾雁之后还有戈扬、方励之、陈一谘。

例如：缅甸在启动政治转型伊始，政府即邀请流亡者回国，并取消长达五十年之久的报禁。上文 提到的“八八”流亡者昂梭，曾于1992年在泰国创办「伊洛瓦底」，通过各种渠道，穿过黑幕，向国际社会提供缅甸的信息。2011年随着缅甸的民主转型， 昂梭和他的同人们将「伊洛瓦底」带回本土，于2012年10月在国内正式出版发行，成为一家敢于直言，行使批评权利的独立媒体。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并 不信任政府的承诺，但是他们决不放弃任何一次尝试的可能。另据报道，2013年4月，缅甸有16家民营报刊转型为日报。而在中国，网络监控和新闻禁令层出 不穷，娱乐新闻和八卦消息铺天盖地，真正的新闻自由则百呼不应。

再例如：缅甸总统吴登盛在“八八民运”24周年之际，批准举行全国范围内的集会纪念活动， 政府并拨款百万缅币，以示赞助，显示出政府的自信与实力。（以半军权作后盾？！）微妙的是，集会的发起者和与会民众，没有利用纪念活动向政府发出要求平反 和追责的呼声。（这种成熟和理性，在中国恰恰是欠缺的。）于是乎，这样一个积郁多年的政治话题，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达成了初步和解。中国政府在“八九民 运”25周年期间，仍然禁止一切相关活动和敏感话题，日前并刑拘数位参与小型“六四”研讨会成员，令人瞠目。其它诸如“敏感人士”在特殊时期“请喝茶”、 “被失踪”更是屡屡发生。这一切的一切，都在告诉我们，中国的刘宾雁毕竟不是缅甸的温丁，正如中国并不是缅甸。那么中国政府想要借鉴缅甸的和平转型，如果 没有具体的指标和行动，在中国行得通吗？

有一个细节值得思量：缅甸当局在给温丁罗织的罪名中，曾指控他是“共产主义者”，被他严辞 否认，但对其它如“反政府宣传罪”等等则照单全收，不置一词。曾依赖中国对抗西方制裁的孤立的缅甸，一旦“转身”，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去共产中国化”。 由此可见，共产制度如洪水猛兽，连前专制独裁的缅甸军政权都视如大敌，与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更是风马牛不相及。那么，中国的社会和解和民主转型，不改制行 吗？

VOA：俄媒报驱逐中国菜农 反映两国真实关系

莫斯科的一处地铁站，俄罗斯期盼中国投资基础设施。（美国之音白桦拍摄）

白桦

06.06.2014 11:28

莫斯科 — 普京总统访华拉近两国关系继续引起俄罗斯各界关注。除了不满意天然气交易的批评声音越来越多外，俄罗斯也在期盼中国投资能帮助改造俄罗斯老旧的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俄罗斯媒体报道，数百名中国菜农在南部地区遭到粗暴驱逐。分析人士认为，菜农遭驱逐等许多事件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两国的真实关系。

*期盼投资 对中国热情不减*

普京总统访华后，俄罗斯各界对中国的兴趣热情不减。媒体不断追踪中国的各种投资项目，从这些大量的报道中能看到俄罗斯对中国投资帮助改造俄罗斯老旧基础设施的期盼。

中国可能的一些投资项目包括了建造莫斯科地铁的一段线路，改造远东地区的公路、港口，在莫斯科周边的几个州投资建设汽车厂，投资农业、乳业以便向中国出口乳制品和谷物等。

*优待中国投资 共组信用评级*

俄罗斯财政部长西卢安诺夫几天前访问北京与中方共同举行了两国金融对话会议。在与中国投资人的会晤中，西卢安诺夫承诺将给中国投资提供优惠待遇。

双方计划联合组建自己的信用评级机构，以便挑战西方在这个领域的垄断地位。乌克兰危机后，标准普尔、惠誉等西方主要信用评级机构纷纷下调了俄罗斯的评级。

*警告中国农民污染土壤 呼吁与日本合作*

但同时也有不少报道在警告同中国合作可能带来的风险。独立报的一篇文章说，中国农民租赁远东土地后因为过度使用化肥使当地土壤受到破坏。

还有媒体认为，在远东地区，在向外国人出租土地，以及农业领域吸引外资问题上，俄罗斯应当着重与日本合作。而日本农民的技术也更先进而且更加生态环保。

*一夜间赶走8百菜农 俄是奇怪国家*

与此同时，较有影响的俄罗斯报道员杂志在不久前为配合普京访华出版了有关中国的专刊后，最近这家杂志又透露，俄罗斯南部的科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去年秋季曾出动联邦安全局和警察部队包围当地利沃夫村的中国菜农农场，在24小时内把800多名中国菜农全部驱逐。俄方的理由是中国人没有工作许可。

这篇题目叫：“(俄罗斯)一个奇怪的国家-为什么我们不能象中国人那样劳动，但却不让中国人工作”的长篇报道说，一位俄国名叫“萨沙”的中国农民2008年通过合法渠道在当地买下了260公顷的土地种植黄瓜和西红柿等蔬菜，这些蔬菜能销售到许多俄罗斯大城市，甚至远到到莫斯科和西伯利亚的叶卡捷琳堡。

*当地人反感 中国菜农损失惨重*

但中国农场遭到当地人的反感和抵制。当地村民们认为，中国农民过分使用化肥等化学试剂催化蔬菜生长，破坏环境更造成蔬菜有毒。当地村民为此抗议请愿，甚至把中国农民农场中的水井填满。接下来当地政府对中国菜农采取了驱逐行动。但有关中国人种植的蔬菜有害有毒的指控一直找不到证据。

报道说，那位叫“萨沙”的中国人也同样被遣返，他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留在了俄罗斯，包括未收获的蔬菜、农机具、蔬菜大棚，还有自己的眼泪。被赶走的中国人说，俄罗斯真是一个让人无法理解的奇怪国家，要对警察行贿，要对当地政府行贿，但结果却是一夜间被赶走。“萨沙”被遣返前不得不以非常低的价格把土地出售给了他在当地的一位俄罗斯朋友。

*土地荒芜 类似莫斯科华商遭遇*

报道说，中国菜农被赶走后，被雇佣来接替中国人的俄罗斯和中亚农民懒洋洋地干着农活，许多土地荒芜。由于黄瓜和西红柿的产量骤减，造成当地蔬菜价格大幅上涨。

中国菜农在俄罗斯南部受歧视和排挤非常象2009年莫斯科切尔基佐沃大市场被关闭时华商的遭遇。当时大批华商货物遭查抄，许多华商损失惨重，一些人甚至倾家荡产。

*行贿不管用 菜农被骗*

俄罗斯人权人士尼科里斯基说，中国菜农本以为买通了警察和当地政府等机构就可以平安无事。但当地政府和警察却欺骗了中国人，因为他们给中国菜农开出的那些证明资料和许可等都是假文件。

长期关注中国事务的尼科里斯基说，所发生的许多事件都反映了真实的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以及俄罗斯社会如何看待中国。普京访华时同中国所达成的天然气交易在俄罗斯国内引起的反对声音同样越来越大。

*不满情绪越来越大 中国掠夺俄罗斯？*

尼科里斯基：“这个天然气合同在俄罗斯引起很大的争论。许多人都觉得，（在困难时刻）俄罗斯没有从中国那里得到任何帮助，中国甚至在天然气交易上在掠夺俄罗斯。这种不满情绪弥漫在各个阶层，甚至那些支持普京的人也同样非常不满。所以克里姆林宫突然与中国接近，这改变不了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的看法，其中包括在天安门事件上的看法，那就是中国当局25年前镇压和屠杀要求民主的学生和市民。”

俄罗斯前总理卡西亚诺夫最近也批评天然气交易使俄罗斯承受经济损失。他认为，中国不太可能资助铺设天然气管道和投资天然气田，因此普京被迫宣布要对天然气工业公司资产重组，并将动用俄罗斯外汇储备来资助这个项目。

上个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著名政治人物和经济学家，前民主派政党亚博卢集团领袖亚夫林斯基也批评说，天然气交易将使俄罗斯依赖中国买方，这会使中国主导天然气价格。

*专家解读俄社会如何看待中国*

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鲁金说，在思维、文化、甚至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多数俄罗斯居民都向往欧洲文明。因此同中国接近不可能意味着俄罗斯吸收接受亚洲的儒家文化。但另一方面，俄罗斯的权贵阶层在对国际局势的判断，在对国际关系的理解等方面却同中国非常接近。

滕彪：坦克碾轧下的中国

图：滕彪在维园六四25周年烛光晚会上演讲

2014年6月5日星期四

零八宪章信息发布平台

在香港纪念六四的游行队伍中，我举着一个标语，上面写着：“我们都是大屠杀幸存者”。在天安门屠杀发生2年后，我考入北大；如果我早出生两年，被坦克辗死的可能就是我；甚至，如果我没有出生在东北农村而是出生在北京，被机枪打死的也可能是我；我和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失去的孩子蒋捷连几乎同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没有死于大屠杀的，都是大屠杀的幸存者。死难者是为了我们而死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包含了他们的死亡，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无法真正理解自身和我们所处的中国。

今天的中国，是坦克辗压下的中国。因为六四，一党制得以维持，腐败和分赃体制得以巩固。网上一个段子很能说明问题：一个将军说，现在世界上能打败中国军队的只有一个，就是腐败！网友神回覆：世界上能保卫腐败的只有一个，就是中国军队！ 1989年学生市民提出了反腐败口号，但25年来，腐败却已惊人的速度和规模蔓延全国。1995年，刘晓波起草《反腐败建议书》，陈子明等人联署，两人很快被捕入狱。 2013年，许志永、赵常青、丁家喜等人发起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运动，导致数十名维权人士被捕入狱。无论是在1989还是在2014，中共比谁都清楚，反腐败是要一党制的命。没有政党竞争、司法独立、新闻自由，腐败如何个反法？

尽管中共高层有利益之争、有政策分歧，但六四屠杀的血腥之下，他们在维持一党制上达成默契。六四是中共对人民欠下的一笔历史血债，而历史血债的积累（镇反、反右、三反五反、大饥荒、文革、六四、法轮功），成为中共的梦魇：他们想忘都忘不了自己的罪行，他们无法回避“审判”和“清算”的发生。

经济发展代替阶级斗争等传统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成为统治基础。权贵在市场中如鱼得水，先富起来。扭曲的经济腾飞所掩盖的问题，越来越掩盖不住了：极度腐败，贫富悬殊，食品安全，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环境污染，生态灾难，道德危机，以及经济本身的危机。

坦克后遗症和经济发展的合力之下：愤怒和恐惧变成沉默，沉默转化成冷漠，犬儒主义加上消费主义，思想肤浅化，文化快餐化，都加剧了社会心理和文化的去政治化趋势。而政治冷漠和麻木成为当局最希望看到的政治态度，党对政治冷漠的群众，比对申纪兰和胡锡进更放心。历史就是这么吊诡：幸存者成了屠夫的帮凶。

但与市场化和经济发展同时发生的，还有别的事情。法律话语的兴起和法律职业的发展，唯GDP主义导致的政府侵权加剧，政治压制导致的官民冲突扩大，互联网迅速发展带来的某种程度的信息开放和公民联合，八九民运精神的坚守和维权抗争的砺炼，这都大大提高了民间社会的空间和民间行动的能力。维权律师、互联网、公民记者、NGO、地下教会、独立知识分子，天安门母亲运动、组党运动、维权运动、08宪章、新公民运动、南方街头运动，不一而足。坦克辗轧之下的中国，公民运动竟然能够兴起并有咄咄逼人之势，这肯定是当局没有料想到的。党想要的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寻租机会和新的“统治合法性”，而不是公民社会的发展和自由力量的扩大。

而且经济腾飞也有慢下来和停下来的时候，甚至出现危机：楼市、股市、银行、制造业，专制体制、官商勾结和低人权低自由，侵蚀着中国经济的各个方面。在中国特殊的背景下，经济危机非同小可，因为它可诱发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当局近来在转变镇压模式（见滕彪：《从稳控模式到扫荡模式》）的时候，也同时试图借助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式治理模式，这些都反映了当政者所面临的综合危机。国际上，独夫民贼一个个倒下，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几乎没有真正的朋友。国内，官民矛盾愈演愈烈，藏疆潜藏极大危机，道德信仰溃败，生态环境破坏。25年之后，中共使中国人民又处于危险之中，坦克辗过的中国，到处都是火药桶。但中共已经没有能力考虑长远利益，只能“抱着炸弹击鼓传花”。

六四带来绝望；六四也带来希望。王维林站立的地方，才是我们的中国。在某种意义上，25年来，王维林站立的地方，既成为民间政治思考的起点，也成为中共政治运作的起点。25年来，中共成功地维持了自己的统治，但也让中共的危机和中国的希望越来越近。另一方面，在王维林站立的地方，原来的政治术语不够用了：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威权主义、新权威主义、原教旨毛主义、修正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权贵主义，中国已经复杂得眼花撩乱，但王维林的形象却越来越清晰了。

中共多么希望人们忘掉六四啊。但是，它自己忘得了吗？一个人记得最清楚的事情，莫过于他最想强制别人遗忘的事情了。 ——关心中国命运的人们常常谈论一个看似幼稚、却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再来一次1989，中共还会开枪么？

2014年6月3日 下午 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