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四中全会若提前召开 表明习近平处境不妙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1期 2014年5月16日—5月29日）

5月12日法广报道，传中共四中全会或将提前召开。

报道说：两家亲北京的海外媒体（指《南华早报》和多维新闻网－－引者）报道，中共18届中央全会的第四次全体会议或将早于传统的9月份在北京召开，并将在此会前或者会上正式通报周永康案案情。《南华早报》的报道说，党内最高领导正在考虑提前召开传统上在9月份召开的四中全会，推动法治料成关键议题。多维新闻网也引述消息人士称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或将提前召开，主要原因是要向党内传达周永康一案案情。

法广的报道进一步补充说，根据该台记者得到的消息，关于四中全会议题的调查文件已经下发至党内一定层级，四中全会提前召开似乎已有共识，熟悉此事的人士称，此次四中全会的主题将是“依法治国”。不过，在浦志强、徐友渔等五人仅因为在家开会研讨当代历史“六四”，即被刑事拘留的当下，所谓的“依法治国”的说法难免让外界有时空错位的荒谬感。

倘若这则消息属实，那对习近平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因为习近平绝对不可能有提前召开四中全会的意愿；如果四中全会竟然决定要提前召开了，那必然是党内高层对习近平不满的势力逼出来的。

毕竟，共产党专制不同于传统的君主专制。在传统的君主专制下，乾纲独断，重大决策皇帝一个人说了算，没有投票表决、少数服从多数一类规定。另外，在传统的君主专制下，皇帝和大臣的分际是明确的，不容混淆的。皇帝就是皇帝，大臣就是大臣；皇帝不是从大臣中间选出来的，也不是大臣们可以罢免掉的。

共产党专制则不然。共产党专制，起码在理论上，在形式上，总书记是中央委员们选出来的，也可以被选下去。重大决策不是总书记一个人做主，而是要票决，要少数服从多数。

因此，毫不奇怪，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一旦他获得了最高领导人的名分，他一定就不喜欢开会，尤其不喜欢开中央全会，尤其不喜欢开全党代表大会。

按照中共党章，总书记是中央委员会选出来的。不开会的时候，总书记就几乎是总代表，整个党中央差不多都让他一个人代表了，其余所有的中央委员们都成了被代表－－被他们选出来的总书记代表了。在不开会的时候，总书记的声音是唯一的声音，就是党中央的声音，就是党的声音，其余的中央委员们必须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只能发出赞同附和的声音；如果有异议，根据组织纪律，是不可以公开发表的，只能以某种不公开的方式向上面反映；更不可以互相通气串联形成某种集体的反对意见－－按照共产党的规矩，那样做就是搞非组织活动，毛时代叫反党集团，是犯大忌的。

然而一旦开起会来，情况就不一样了。一旦开起会来，总书记的总代表性就打折扣，起码，他不能代表与会的代表们。总书记可以施展权术，力图主导会议，但毕竟，在会上，别人也可以发声，总书记的声音不再是唯一的声音。在会上，持异议者有了在会场内部合法地发表异议的机会，于是也就有了互相通气并形成临时派别的机会。这样，在会上，也只有在会上，最高统治者才有可能面临其同僚们的挑战，他的某些决策可能遭受批评，可能被修正被否定，甚至他本人都可能被迫检讨乃至被迫下台。

简而言之，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在党代会或中央全会都不开会的时候权力大，在开会的时候权力小；所以共产党领导人必定是不喜欢开会的。

毛泽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56年中共举行八大。按照八大通过的新党章，党代会五年一次，照理说就该在1961年举行九大，可是从1958年起，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导致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党内对毛也颇多非议，以刘少奇为首的务实派实力上升。毛担心如期召开九大，很可能权位不保，被刘取而代之，所以毛硬是顶着不开，一直拖了十三年，等到1969年把刘少奇一派彻底打倒后才召开九大。

毛不但不喜欢如期召开党代会，他也不喜欢如期召开中央全会。从1956年到1959年，毛认为形势不错，仅仅三年就开了8次中央全会；但等到了1960年，毛发觉形势对自己不利，就没开中央全会；1961年、1962年又各开了一次，然后一直停开了4年之久，直到1966年8月才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

应该说，毛运用权术的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来确定开不开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当他觉得开会对他不利时，他就尽量拖着不开会。

毛死后，中共有鉴于毛时代的教训，对党国体制进行了有限度的改革，例如规定了任期制，另外，对定期召开党代会或中央全会也变得比以前更严格。如今的习近平虽然比江胡更强势，但是他绝没有力量随意拖延会期，推迟开会。从习的角度，无论如何他总不会喜欢提前开会；因此，倘若四中全会果真要提前召开，那本身就意味着习的处境不妙，他已经陷入某种被动。

今年1月，我曾撰文指出：“上任一年多来，习近平展现强势作风，四面出击，八方树敌。朝野上下，体制内外，不满意习近平的大有人在。习近平誓言反腐败，这似乎是得民心的，但问题是习近平既然无意于改革体制，一般人又料定他的反腐败只是选择性的反腐败，更何况习近平不敢依靠民意反倒打压民意；因此，到头来他能在改变上层权力与利益分配格局上走多远，乃至于会不会引爆更大的危机，实在是大成疑问。”

如果四中全会提前召开，那多少验证了我上面的分析。

DW媒体看中国：越南“致命的爱国主义”

日期 16.05.2014

德国媒体继续关注中越争端，深入分析越南反华情绪的历史渊源。指出，越南政府目前想利用反华情绪巩固执政地位，但情况却愈发超出其掌控范围。

（德国之声中文网）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周五在政治版发表题为"致命的爱国主义"（Patriotismus mit Todesfolge）的文章指出，越南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执政地位，多年来一直鼓动对北京的仇恨情绪。

文章在开头描写到："本周伊始，一家位于越南南部城市芽庄的酒店门口挂起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我们不服务中国人，直到中国政府把HD-981号钻井平台从越南海域撤走为止。'《越南人民报》报道了上述消息。这就清楚地说明，当前在南中国海海域再次被点燃的 领土争端不仅仅只存在于中越两国政府之间。越南民众的愤怒情绪也非常高涨。这家酒店的业主表示，挂在外面的牌子表明'我们对中国难以忍受的做法有多厌恶。'这个越南人说，他已经取消了所有中方旅客的订单。"

"利用民族主义的愤怒情绪向中国施压"

文章接着写道："这样的反华情绪在越南传播已久。中方将一座石油钻井平台移至两国争议海域的做法重新点燃了这种情绪……专家们一致认为，越南政府想利用 民族主义的愤怒情绪向中国施压。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来，局势已经失控。河内的一位外交部发言人对 暴力行为予以谴责，但也补充表示，越南民众表达爱国热情是合法的。"

作者分析称："越南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充满矛盾，也有其历史原因。历史上，越南在大约一千年左右的时间里都是东亚大国中国的一个省。直到法国殖民者的来到，这个国家在之前900年的时间里都必须向北方邻国进贡。抵制'汉人侵略'是越南历史思潮中的主题。这体现在学校的课堂上、博物馆中、以及遍布全国的神社、名牌和标志上。在传说、歌曲和神话故事中，对反华英雄的崇拜生生不息……曾在法国留学的革命领袖胡志明总结越南的历史经验时说：'我宁愿在接下来的几年闻法国人的屎，也不愿后半生吃中国人的屎。'对于越南人来说，他的这番表态影响深远。"

作者从历史的角度了分析了中越关系中的分分合合后写道："从军事的角度上来说，越南这个一度是全球第五大军事力量的国家在专家的眼中比军事上落后的菲律宾要强大许多。菲律宾和中国之间也有领土争端。在中国快速发展军力的同时，越南也做出了类似的尝试。与菲律宾不同，越南没有像美国这样强大的盟国。虽然几年来河内曾尝试在一定程度上靠近华盛顿。"

文章在结尾写道："为了维护执政的合法性。越南共产党几年来一直支持民族主义情绪，把自己的国家描述为中国的牺牲品。所以，河内和胡志明市也经常发生反华抗议活动。然而在这类抗议活动中，时常也能听到批评政府，要求实现民主的声音。考虑到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性，河内政府多次尝试把反华情绪控制在可掌握的范畴内，最起码到现在为止都是这样的。"

"受欢迎的愤怒"

同样，《新苏黎世报》也于周五当天发表文章关注越南暴力反华活动，发表了题为"越南受欢迎的愤怒"（Willkommene Wut in Vietnam）的文章。作者指出，由于河内政府的容忍，反华抗议活动愈演愈烈。

文章在开头写道："一般来说，越南会打压抗议活动。但目前的反华情绪正中河内政府下怀。但据猜测，民众的愤怒情绪还有别的起因。"

文章写道："反华情绪在越南广泛传播有其历史原因。越南历史中，摆脱中国统治的努力占据主导地位。哪怕是在两国形成共产主义阵线联盟的冷战期间，双边关系从70年代中期开始愈发冷淡。越南人对北京支持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的做法不满。中国则不喜欢河内与莫斯科的亲密无间。最近，指责中国大型企业掠夺越南资源的声音越来越大。越南官方媒体虽然对暴力行为予以指责。总理阮晋勇也曾于本周四宣布将处罚闹事者。但同时他也表示，民众有权举行和平的抗议示威。"

反华抗议释放越南社会不满情绪

作者随后写道："越南政府过去曾允许民众组织规模更小的抗议 北京政府做法的活动。当情况开始失控时，抗议活动遭到打压。如今这样的风险也依然存在，因为许多观察人士认为，反华抗议活动也能够释放民众对越南社会弊病的不满。"

作者在文章的补充信息中写道："越南和中国对南中国海海域争端和领土主张的报道都非常单一。中国的专家、评论和政界人士都毫不妥协的一致认为相关岛屿的归属问题根本不具争议，而中国到目前为止对待邻国的态度都非常克制。他们不断发出威胁称，这种现状可能将很快有所改变。"

摘编：任琛

责编：石涛

[摘编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吴祚来：大陆警方正在突破法治与人伦底线

旁观者言 - 吴祚来 独立学者

出处：2014-05-17 东网

要把公民任何有组织的活动消灭于萌芽状态，要防止一切可能策划六四行动的聚餐、网聊活动，要绝对保证政治安全，任何地方都要对公民组织活动严防死守。任何地方出现问题，都要追究当地警方或当地领导责任。

基于这样的绝对政治安全观，所谓守土有责的自上而下的行政高压，在六四25周年来临之际，大陆警方采取的一切过激行动，都与他们自身的紧张焦虑有关，当权者把基层干部与警察都绑在饭碗上。在保证所谓的政治安全问题上，他们可以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可以随身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可以阻止公民聚餐会，可以封杀网络言论，可以拘审围观者与声援者，当然还可以抄家、连坐等方式，迫使他们离开暂居地，使其返回原籍，或被旅游。

一切可以想像或超想像的事端，都被大陆警方以维稳的名义付诸实施，并见诸国内外网络与媒体。

近日，着名自由宪政学者刘军宁与独立学者温克坚等人在杭州的一次平常聚餐，竟然招来警察勒令他们停止饭局，我们看到警方在一次又一次突破法治底线。当饭局的菜上到第二道时，近三十名杭州警察与便衣不宣而至，要带走所有聚餐者，警方甚至说出一句可以载入史册的名句：你们配合我们调查的义务，就是你们的权利。

他们破坏了平民百姓的日常饭局，在带离聚餐者时，居然说：你们谁来把单给买了？

众人齐回答：当然是你们买单。

微博上有人嘲讽：不要问我什么是寻衅滋事，我是学法律的，当然不知道。

因为寻衅滋事已超出法律范畴，是政治领域的事情了，所以法律学者们无从知道寻衅滋事是个什么东西，如果问政治学学者，他们肯定也无从回答，低级的寻衅滋事为什么目的是颠覆国家政权。而公民聚餐，却会涉嫌寻衅滋事，或试图策划颠覆国家政权。

警方的逻辑是：你们这些人在一起吃饭，就是不正常的，就有可能策划政治类的活动，所以，破了你们饭局，就是破了你们的策划，就是防患于未然，我们的执法行为因此是正当合法的。这就是警方的现实逻辑。腹诽罪，就是这样的逻辑推论出来的。

警方破坏公民饭局的事件，像杭州这样肆无忌惮，还是第一次，但在此之前，警方以各种名目与方式阻止公民正常的社会交流，却屡有发生，譬如国外政要点名要见一些维权人士或政治异见者，警方会以各种理由加以阻挠，使这些应邀者无法出门，一些国际学术研讨会，独立学者或异见学者无法出境也经常发生，甚至召开与文革、反右、三年饥荒有关的研讨会、饭局，敏感人士也无法出行，我个人记忆中，四年前应阳光卫视之约，与北大经济学家夏业良先生一次电视访谈，我到了电视直播室，夏先生居然被多名国保控制，迫使他在家附近喝茶，国保们完全清楚，我们那次交流的主题是关于文化，无任何敏感内容，但他们故意阻止，目的无非是使学者们感到恐惧，使夏业良这样的学人处处受窘，以打压政治异见者们。

杭州警方直接“捣毁”私人饭局，而参加一次六四纪念研讨会的浦志强律师，则开始遭遇“连坐式打击”，他的外甥侄女屈振红、原南华早报记者吴薇也遭连坐式拘审，记者高瑜的儿子连同高瑜一起被拘，人们普遍认为，高瑜被迫在央视认罪，与其子同时被拘有关。连坐方式曾是皇权时代最可耻的酷法，它突破人伦底线，普遍地制造恐惧感，而这种方式正在被大陆警方滥用。

还有更低级无聊的方式吗？当然有，某出版公司编辑黎学文因参加徐友渔等人举办的六四纪念研讨会，被拘审后持续遭遇打击，一是官方派人到其公司调查，二是有关方面迫使他的房东不再租房让他居住，更有甚者，在他的房门锁上做手脚，让他无法进入房间。他通过微博与微信如此表述：

@黎学文：在这个晚上，我有家回不了，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吗？不，是有人堵住了锁眼，并强迫要我搬家！

公权力正在无所不用其极，大陆警方正在突破法治与人伦底线，人们不禁要问，这个社会是不是正在法西斯化？六四这个敏感时间段之后，这种法西斯化会不会成为常态？

http://cn.on.cc/cn/bkn/cnt/commentary/20140517/bkncn-20140517000315290-0517_05411_001_cn.html?share=true

何清涟：国家安全与中国人的生存恐惧

——剖析《国家安全蓝皮书》及其产生背景

何清涟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0期    2014年5月2日—5月15日）

最近颁布的《中国国家安全研究报告（2014）》，据说是首份“国家安全蓝皮书”，非常重要。于是我非常认真地读了能够在网上浏览到的所有相关内容。一个深刻的感受是这报告的标题错了，如果改名为《中共政权安全蓝皮书》，那才叫实至名归。

中共利益集团不代表国家

为便于论述，我得先廓清“国家”与“政权”的概念。中共实行党国一体之体制，并宣称自己既是人民的代表，又是国家的象征，还是中华五千年文明最优秀的代表者与传承者，因此，国家与政权是同一的，反对政府腐败与政府不作为，都是反党反政府行为，是中国人民及中华民族的敌人。

对此，我写过不少文章辨谬，前一向还在《推事记趣：国家之义与自由之意》一文中做过详细的阐释，现转引其中重要部分如下：

中国政府这样宣传，完全混淆了“政权”与“国家”二者。借用英文来谈容易廓清得多。英语中指涉国家的词主要有两个，即state 与country，前者指国家机器，后者指国家（指疆域意义上的，类于中国人常说的“生我养我的那块土地”）。在英语世界里，人们只会说 I love my country，即“我爱我的国家（或生我养我的土地）”，绝对不会说 I love my state（我热爱这个国家机器）。有部美国电影，名字叫做Enemy of State，中文译名“国家的敌人”，指的就是这个人成为了政权之敌，并非是country之敌。

理清国家与政权之分别，就能够理解我为什么建议将《国家安全蓝皮书》改名为《中共政权安全蓝皮书》。

“恐怖势力”与反对者来自“人民”

该蓝皮书指出，2013年中国境内恐怖活动再次呈高发状态，并呈现新特点。呈现出地域扩大的趋势、以政府机构和军警为主要袭击目标。“目前国内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就是暴力恐怖主义”，“恐怖势力使用冷兵器等简陋工具作案”。

这段话本身就说明一个重要事实：中国的恐怖分子主要来自国内，而且以国家机器这些中共政权的暴力统治工具为目标。他们装备水准低下，主要使用刀具等简陋工具作案，也就是说作案者很不专业，即兴作案的概率高，也没有外部势力提供武器装备。

这与国际社会的恐怖分子形象相差甚远，因为常见的恐怖分子常用装备是AK-47，杀伤力大的炸弹与各种先进装备，有的还拥有导弹、会开飞机。咱中国都快成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这恐怖分子的装备为何如此不济？答案很清楚，这些“恐怖分子”多属于走投无路的社会底层，他们的不满并非出于对国家的不满，而是对国家的代理人——政府不满。在遭受到各种不公平待遇之后，他们向社会实施无定向暴力报复，其他社会成员成为这种暴力行为的牺牲者。即使是少数民族“恐怖分子”，大概也大多来自社会中低层，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的神圣的“人民”。

中国这类以伤害平民为结果的“恐怖袭击”，用高压扼制只会处于防不胜防的状态，中国政府应该反思一下这类行为产生的根源并杜绝之，否则只会加深社会矛盾与社会成员的生存恐惧感。

思想自由、新闻自由成为政权安全之敌

《安全蓝皮书》列出了中共政权安全面临的种种威胁：“西方国家民主输出对中国政治思想构成威胁。西方国家利用现代传媒和文化产品输出，大肆宣扬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念，质疑中国的改革开放，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目的是为了与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相配合以瓦解社会主义”，报告专门点了2013年1月，美国借中国《南方周末》报“元旦献词”风波指责“中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声称“中国政府如果不能有效抵御西方国家的民主输出，将严重影响本国政治思想建设，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要保证中共政权安全，先得让国人处于愚昧状态，才能继续对中共意识形态保持信仰忠诚，否则“中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很难与西方的民主政治抗衡。这至少得做到三点：首先得篡改或隐瞒中共的丑恶历史，就算目前在世的中国人大都经历过“三年大饥荒”、“文革”、1989年“六四事件”，当局也不准国民如实讲述这些历史，否则就难以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这就是学者徐友渔等人今年5月私人聚会纪念“六四”被抓捕的原因。其次，还得控制媒体，让国民生活在CCTV炮制的“党的春风”里。5月上中旬之交发生的杭州市民反对建垃圾焚烧场的环境维权，被新华社消息报道成“打砸事件”，53位为保卫家园而战的勇敢市民被公安机关定性为“聚众扰乱公共秩序、妨碍公务和寻衅滋事的犯罪嫌疑人”。第三，要奉社会主义价值观为国教，就得让中国老百姓不信仰其他宗教，《安全蓝皮书》称：“宗教渗透威胁社会主义信仰认同构成”。如果说以前还让“三自教会”活动，“三自教会”的各种长老都是中共统战对象，最近浙江温州被拆的三江教会教堂，这三江教会据说是三自教会。

政权安全建立于民众的生存恐惧之上

《安全蓝皮书》承认，“互联网突破了时空边界与意识形态封锁，一些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和各种思潮通过网络传播，冲击着中国民众的思想，冲淡了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的主导作用和功能的发挥，造成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下降，危害着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进而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

中共这场意识形态保卫战打得非常辛苦。多年来，中国政府与知识分子媒体人之间的拉据战一直未断。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在拉锯战中占据优势，完全是其占据了一切政治资源、组织资源与经济资源，因此可以耗巨资建网络防火墙，可以创造一个庞大的网络控制产业，吸纳不少人就业，在保证五毛等网评员在网上胡说八道的同时，任意抓捕人并以言治罪，北京老记者高瑜因泄露以“七不讲”为主要内容的九号文件被捕，还被逼迫“央视认罪”。自去年北京推出“央视认罪”以来，迄今已有陈永洲、高瑜、及向南夫三位背景完全不同的记者被施以这种精神酷刑。

在这种让人窒息的严厉管控下，中国记者成了一个高危职业。自4月28日至5月8日十天内，前后有新华社安徽分社副社长、总编辑宋斌，杭州《都市快报》副总编徐行等四位媒体负责人自杀。密集出现的自杀事件引发了中国媒体业界讨论。业界很悲伤地再次谈到各种导致记者抑郁困顿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记者是肉喇叭”，“备受上方律令的煎熬”，尤其是那些写调查报道的记者，他们揭黑反腐，既是记者的中坚，又身心交瘁，还要冒着生命危险……

可以说，《国家安全蓝皮书》中论及的所谓“国家安全”，其实只是政权安全。这一报告充分展示了一点：中共为了保住政权安全，不惜剥夺中国人民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等政治权利，通过政治高压让社会成员产生恐惧而被迫服从。可以说，中共政权安全是以全体民众的生存恐惧为前提。这就是中共政权与人民之间的“维稳战”没完没了的根源。

RFI：索契奥运村生活设施糟糕 引各国记者和网友纷纷吐槽

作者 北京特约记者 周西

发表日期 2014年 2月 09日 - 更新日期 2014年 2月 09日

在刚刚结束的索契冬奥会开幕式上，五朵雪绒花本来应该逐渐扩大，并形成代表奥运的五环标志，但其中的一朵没能及时盛开，导致奥运五环最后却只有四环出现。不仅如此，现场的倒计时牌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在开幕式的倒计时环节上，现场屏幕从最后10秒倒数，在数到5的时候，大屏幕突然一片漆黑，整个现场也陷入了巨大的尴尬之中。

据《京华时报》今天(2月9日)的报道，尽管如此，索契冬奥开幕式的总制片人恩斯特仍坚持认为，虽然出现失误，但开幕式总体来看非常精彩。不过，各国网友们对此却并不买账，纷纷吐槽，索契冬奥会花费了创纪录的500亿美元，尽管俄罗斯方面对于这次冬奥会很有自信，但组织工作还是招致不少批评与质疑。与俄罗斯的自信相比，外媒则有一些不同看法。

据报道，火炬在传递过程中曾经44次熄灭，就是在克里姆林宫，火炬刚被点燃不久 竟然也熄灭了。尽管往届奥运会也有火炬熄灭的问题，但索契似乎格外严重。另一方面，有多国记者也在推特上发布奥运村基础设施糟糕的问题。其中包括，索契市内有很多建筑垃圾，在运动员居住的区域，仍有很多还没填上的地洞等等。有不少运动员和记者都批评索契的住宿设施，比如马桶只有半边，地板上都是电线，上网不便等问题。

冬奥会开始后，有关住宿设施的投诉不断，昨天一位美国运动员竟然被困在浴室里，他不得不用雪橇板破门而出。美国运动员奎因在推特上发布了被他捅烂的洗手间大门，从图上可以看出，门并不是木制的，像是蜂窝板式的结构，就和"纸糊" 的差不多。奎因表示，当时自己正在洗澡，结果发现由于门锁老化，他无法打开门出去。“我当时没有电话，也没法求救，只能用训练时的雪橇将门打破”。

凡此种种，以致于汇集这些问题的一个推特账号，已经引来了上万的关注率。也有网友开玩笑说，奎因至少创造了一项世界第一，那就是，他是这次冬奥会第一个被反锁在洗手间里的运动员。综上所述，有分析人士点评说，索契冬奥会开幕了，各项工作仍然一团糟，糟得堪比中国的豆腐渣工程，甚至将著名的奥运五环也拆掉了一环。但“俄罗斯不容指责”，这是它们的国粹，比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不得干涉内政”还要悠久500年以上。

作者一点五的文章说，这是有历史教训的，血的教训。毛泽东同志不相信俄罗斯的厉害，口头上大举干涉苏联内政，史称“中苏论战”。俄罗斯人说不赢，可人家打得赢。出兵将珍宝岛的中国军人一举消灭殆尽，并从此侵占珍宝岛直至“亡党亡国”。毛泽东呢？赶紧下令全中国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所谓“深挖洞”，无非是“躲在地底下、说不出来就不出来”，堂堂大国领导人，吓至如此惨境，实乃中华3000年文明所未见。

近年来，俄罗斯政府明令不准中国人在俄境内“聚族而居”，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公开宣称“不允许在境内出现封闭的单一民族聚居区”。这是自纳粹德国以来，第一次有一个政权、有一个政权领导人出台针对某一种族的法令与言论。其邪恶程度不亚于希特勒的种族清洗。为消灭俄境内的“中国城”、“唐人街”，自2000年以来，全俄罗斯开展了十次以上针对华人的“灰色清关”集中行动，出动部队没收华商资产钱财、驱赶关押华人。

每一次“灰色清关”都让无数华商倾家荡产，据有关数据，在俄境内华人最高曾达到800万人，如今已骤降到几十万人。中国人有自己的劣根性，但中国人也有自己的优点，勤劳与聪明就是中国人的优点之一，索契冬奥工程如果承包给中国人做，别说按期完工，提前完工也更是中国人的强项。可是在俄罗斯还哪里能够找得到华工？

一点五的文章最后强调说，俄罗斯华人又哪里敢承包俄政府的工程？在俄华人早已成了惊弓之鸟，躲都来不及。因此，看到索契冬奥会的一片乱相，老夫一再从心底里叫好：活该！

明镜网：太子党对习近平构成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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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者：囫囵 时间：2013年12月02日 18:36

《汇报》记者 柯宇倩 高伐林整理

中 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到底倾左还是倾右？自2007年他被确认为接班人以来就被猜测不断。中国研究院2013年10月28日于纽约举行第四次研讨 会，前《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前《经济学周报》副总编高瑜、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姚监复等十多位学者与会，一同探讨习近平的思想路线与 根源。

出席研讨会发言者还有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 委员高文谦、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张博树博士、纽约律师高光俊、旅美学人冯胜平、张艾枚、《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博讯创办 人韦石、《太平洋月刊》总编辑欧阳劲、明镜集团创办人何频、总编辑陈小平。研讨会由《新史记》与《名星》总编辑高伐林主持。

以下为根据录音整理的研讨会发言。

高瑜：刚才李伟东从大战略分析中国，把中国置于全球演变的多维空间来评估，我要讲些具体的，讲一讲中共十八大前后会怎样变化。

首先要确定中国处在一个什麽时代？习近平上来，为什麽令整个知识界这麽失望、几乎一起与他决裂？我的回答是，他正在让我们同时品嚐毛泽东建设共产主义的30年和邓小平建成权贵资本主义的30年的两种苦果。

为什麽很多人感觉对他的期望落空了？为什麽之前没有认清习近平？

习近平2007年当了王储之后，就成立了三个调查小组，人员都不一样，互相之间也不沟通。调查的课题是，阻碍他上台、以及上台后阻碍他执政的有哪些因素？三个小组得到的结论惊人的一致：最大的阻碍因素，就是你习近平的“兄弟”——太子党和红二代。所以习近平进入常委的同时，把薄熙来发配到重庆，习近平是有他的考虑的，但没有想到薄熙来在那儿搞得风生水起。

习近平与太子党的关係就变得很微妙了。十七大习近平进入政治局常委之后，胡德平完全应该被安排当政协副主席，他刚卸下全国工商联负责人的职务，这个职务按惯例，应该晋升为国家领导人，结果残联的邓朴方上去了，胡德平没有上去。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十八大的人事安排上。

2012年“五一”之后，胡锦涛召见刘源，第一句话就说：这次（4月底）军内摸底，你在军事院校、四总部都得票第一，进军委没问题了。可是十八大刘源并没有升上去。可见习近平在防备“兄弟的势力”。10月15日人民大会堂隆重纪念习仲勋诞辰100週年，按照习仲勋的人格和对中共的贡献，再隆重也应当，但是纪念会场面彷彿唱了一齣《大登殿》，面对主排，会场坐满了太子党，很难说他们出席表达的是一致的“支持”。

现在也开始整顿大的国企了，包括石油帮系统，基本上习近平是不信任他们的；知识份子的思想和政治表达也是他所不容的。长期看来他的基础并不牢固，上台之前，他一直扮演“听喝”的角色，所以有人说，胡锦涛是“裸退”，习近平是“裸进”。这也是一种误读。有一张照片大家注意到没有，江泽民在细读一幅书法，他在旁边“陪读”，默默不语。这张照片就透露了习近平怎么能被选为太子的奥秘。他在浙江当省委书记时，只要江泽民到上海来，他每週都必去看望江泽民。

习近平，是“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出身，是毛泽东“文革”造就的一代。他们这代人中，也有陈子明。子明也是工农民学员，也是学化工的。最近，当年教过陈子明的教授说：陈子明作为工农兵学员，无论工科，还是理科，都是学得最好的，所以毕业后考上了科学院的生物化学研究生。有人问这位教授习近平学习化学的成绩如何？这位教授说，他相信习近平化学成绩学得不好。这就是这批工农兵学员最大的区别之一。有一种说法，习仲勋一生没有犯过左的错误，思想开放、锐意改革，儿子也会走父亲的路。但是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因为他爸爸的命运坎坷，家裡对他的教育叮咛也可能是：要吸取教训，别像你爸爸！另外，还有像伟东讲的，毛泽东是他们这些人的公共的精神父亲，所以怎麽能说他现在一定想走爸爸的路？他现在坐的可是他父亲从来没坐过的龙庭啊。

胡德华今年在《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上说：我“文革”读高一，没读过多少书；而他（习）和我妹妹，读的是初一。中办9号文件，就是冲着2月27号《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来的。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一帮主张碎步前进的党内民主派，拍桉而起，跟习近平的两个讲话决裂，没想到杜导正带头发言，说按照新中央的两个内部讲话走下去，中国一定要完蛋！就是这次新春联谊会上的发言，引出来一个9号文件。这个文件，绝对不是刘云山搞的，听说习近平最后把文件整个捋了一遍。连张木生都说，怎么能反宪政呢？毛泽东当年就是宪政研究会会长呀！因此很难说太子党就是他的权力基础。

另一个迹象是，对新部长的安排，可能马上会来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听说他的警卫也全部换掉了，中央警卫局长曹清现在控制不了习近平的警卫，习的警卫已经不属于中央警卫局，而是归到军委管理。过去北戴河会议之前，中办主任令计划来布置任务，都是很客气的，是用表扬、鼓励的口吻佈置工作的；而今年新中办主任栗战书来则不同，用的是训斥口吻，搞得中央警卫局领导手足无措。

高瑜

我们并非只抗争权贵资本

所以我们现在并不是只和一个权贵资本主义抗争，而是反抗共产党毛泽东、邓小平两个时代一起加给我们的压迫。希特勒起码在国内还真推行了不少社会主义政策，社会主义搞得很成功。中共的社会主义是失败的，改革35年，建立的是最不公正的权贵资本主义。习近平还要用他的思想去演变世界，如果有了更雄厚的国力，会对世界做什麽？很难说。

我再简单谈一下三中全会。现在他们公开讲三句话：“网络是党之大患、国之大患，会亡党亡国。”他们认爲，“讲宪政和普世价值的公知是‘挂羊头卖狗肉’，因此我们不能再唱《三岔口》，黑打黑（京剧《三岔口》表演的是在一片漆黑中的武打——整理者注），得明着来！”“网络能量正在变大，是我们的心腹大患，导向不能变，阵地不能丢，我们要敢抓、敢管、敢亮剑。”习近平“819”讲话之后，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全部亮剑，两位军委副主席也跟着亮剑。

到了9月15号，中宣部找了孔丹、司马南、孔庆东一批左派开座谈会，实际是揭发会。这个会上，搞了一个47个大V的名单，其中有三个人是老左，一个是宋阳标，一个是张宏良，一个是韩德强，说这三人是“拆庙党”，要用“文革”方式把共产党这个庙给拆了。其馀都是右派公知，被指为“居心不良，与党离心离德”。

对三中全会，当前炒得最热的是批准上海搞自贸区，上海28平方公里，人民币自由兑换，辐射很大。这下广东就不干了，怎麽把我们扔下了？最大规模的还要批广东三个，广州、深圳、珠海的南边：“横琴”、“南沙”、“浅海”，要开三个自由港。成都也要成立一个，五个自由兑换区，等于自由贸易区，就是再造5个香港。这是因为现在东南亚国家都联合起来了，中国跟不上、进不去了，所以必须弄这样的开发区。但是挑战美元的地位，这对美国的国家利益造成了威胁，所以美国继续要逼人民币提高汇率。

所谓解放民营经济，就是李荣融过去说“七个一定要垄断”的领域，要让民营进去。金融要批准四个民营银行：其中有中关村银行，温商银行；广州报上三个，苏宁银行，腾讯银行，马云银行，全国已经报了300多私人银行。年底开始批私人银行。国有银行就置于很危险的环境了——批四个民营银行，私有化一定是权贵私有化，和俄罗斯百分之百是一样的，这被看成是没办法的事，一放开了，国有银行就被迫竞争。

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习继承邓的“两手硬”，经济上要自由化，政治上反自由化，结果中国会更加溷乱。他的做法是，只要别影响我做皇帝，别干扰我行使权力，就放你们一马。“819”之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召集全国主要互联网负责人会议，他竟然把话挑明了说：“跟着我走好处多多的，大家有什麽阴招损招都使出来。”

中共这90来年，前28年打江山，中间27年毛泽东坐江山，再加上邓小平以来30几年所谓的“改革开放”——难道还不能让我们所有的人，包括知识分子，看得明明白白吗？认为中国要开始第二次改革了，绝对是错误的，甚至是很迂腐的。（《汇报》7期）

辽沈战役中的长春围城饿死了多少人？

[ 2011-7-12 15:33:00 | By: 理性之光 ]

尸骨遍地的长春城

“辽沈战役”之时，长春的中国国民党守将是郑洞国。郑是与孙立人、戴安谰、杜聿明、廖耀湘齐名的抗战名将。是对中国抗战立了大功的人。

解放军利用人海战术把长春围了个水泄不通，不放一个人出城。其目的是为了迫使城中百姓与守军争食，造成长春粮尽而降。最后直到满州全境解放之后，郑洞国才被迫出降。说起来，郑将军也真是一员骁将，只可惜了我们的长春百姓，平白无故地被饿死了这么多人。

长春围城之战究竟饿死了多少老百姓，有几种说法。

其一是中校作家张正隆在《雪白、血红》里说的十五万。因这一部书，差点儿把命丢了。由于他的所著有可能被改，所以他书中所说不足为信。

另外７５年被释放的战犯段克文在他的《战犯回忆》一书中说，长春围城饿死了六十五万。他当时就在围城之中，有一天忽然听说城中有一家店铺在卖熟肉，大家闻讯都蜂拥去抢购。段克文带人去了那家店铺一看，果然不出所料，卖的是人肉，当场就把老板拉出来毙了。段克文在书里说，他当时听说有个解放军连长实在看不下去这么多老百姓被活活饿死，忍无可忍，拔枪自杀。段是被押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战犯”，释放后绝不留在国内，第一批就出去了。他当然乐意扬仇之短，所以他的六十五万说也不足为信。

日本曾出版过一些满州回归者的回忆录。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后来任日本一家大保险公司总裁的回归者写的。当时他在满州国首都“新京”，即现在的长春。国民党进城后，“解放军”把长春包围了起来。中国国民党本想遣送他们这些残存日本人回国，但长春的交通已被完全切断。后来城里的粮价飞涨，呆在城里已活不下去，他就和三个日本人一起想逃出去，结果城外共产党军设置了铁丝网防线，不让他们出去。他们身上带的一点粮食又被中国强盗抢走。他们在长春城外的荒野上露宿了三个星期，每天靠吃野草度日。他的两个同伴后来都饿死了。他自己最后从野狗挖的狗洞中爬出铁丝网防线，一路讨饭来到沈阳，找到日本人遣送团，才得以生还回国。据他说，长春城外到处都是饿死者的尸体，他亲眼看到中国人吃人肉的情景。当时日本新闻界估计在包围长春期间饿死约二十到三十万人，留在长春的日本人也大部份都被饿死了。因为日方已经无条件投降，与国共双方都无关系，再加上日本新闻从业人员的竟业精神相对较好，相对比较客观，所以日本估计的长春围城饿死二十到三十万人应该说是比较准的。

如果我们把张正隆中校所说的十五万和代表国军的段克文所说的六十五万两个向不同方向的夸张值取一个算术平均值，则是四十万。取一个几何平均值，则是三十一万。那么中国方面国共两党的估计值应在三十万到四十万之间。日本方面的估计在二十万到三十万之间。则三十万人正好是两个估计之间的值：日本估计的最高值与中国估计的最低值。这个数字和中国报导出来的南京大屠杀的数值差不多

长春解围以后，城中的百姓熟人见面总要问“你们家还剩几口人？”就如唐山大地震以后熟人见面都问“你们家还剩几口？”一样。长春满城百姓没有人家不饿死人的。唐山大地震是人力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长春围城呢？纯粹是人为制造的灾害。而饿死的人数竟然和唐山大地震砸死的二十八万人不相上下。

附相关资料：

长春围困战是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发生的一场围城战。由训练精良的满洲帝国陆军改编成的东北人民解放军（下称解放军）发起进攻，中华民国国军（下称国军）负责驻守。长春战役是辽沈战役之一部分，解放军占领长春宣告了辽沈战役第一阶段结束。

战役自1948年5月23日，解放军对防守长春之国军完成包围，并切断国军空中运输开始，直至10月19日国军六十军倒戈，新七军投降，解放军进驻长春结束。期间150多天攻方对守方进行了军事围困和经济封锁，并先后发生了几次大型交战和几十次零星交火，守军粮食、燃料极度缺乏，并有很多平民饿死。

长春战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之“第一个大的围城战役”，以10万解放军围困10万国军。东北解放军意图围城打援，以部分部队进攻长春，吸引沈阳廖耀湘兵团北上救援，然后在途中将廖耀湘兵团围歼。但攻打长春之解放军与守城之国军兵力相当，装备不如国军，而廖耀湘兵团又拒绝北上援救，所以东北解放军始终没决心强攻长春。后解放军决定先攻下锦州，切断东北国军南逃之路，将东北国军滞留在东北战场，逐个消灭，因此主力南下，长春战役形成了围而不攻之局。

按照围城“解放军”明令，城中无论妇孺老幼皆不得出城，擅闯包围圈者就地枪决。据记载，围困前长春有约50万和平居民，战后，长春仅剩不到20万人，其它30万平民去哪了？这样的人间惨剧为什么没人纪念？平民的人道灾难向谁诉究？